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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转 作者 龙应台)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钩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儿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  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忽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  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交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交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米。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ZZ:季羡林十句话

    早上新浪首页有推荐的,找出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季羡林先生说的.非常认同.

    1、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

    2、我已经走不动路了,没有人搀扶,两米的距离都很难了。我现在的一个任务,就是劝年轻人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3、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4、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国家的不满也是爱国。

    5、真理是愈辩愈糊涂。

    6、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7、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8、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9、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10、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60年前,中国知识分子在北平的悲喜宿命(ZZ)

    60年前,中国知识分子在北平的悲喜宿命
    ----纪念北平和平解放60周年
     
    60年前,蒋介石在大陆所剩日子无多,自1948年11月,陈布雷自杀,1949年1月戴季陶自杀。
    痛失两位重臣。令蒋更觉大势已去。
    到了1949年的的冬季,毛主席的战士们攥着枪杆子终于云集在了北平城下,内心笃定地来取他的政权。蒋介石开始收拾铺盖卷,黄金、文物等等。
    20世纪最贵的是什么,是人才。19世纪也是人才。
    在大陆积攒了这么多年的家当,搬去台湾岛得有多少千头万绪的工作啊,即便这样,蒋委员长百忙之中也没有忘记北平的人才,亲自制定了一个"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并制定了名单。
    他要把确认的中国大陆真正的知识分子尽可能多地带往台湾。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平城外不谋而合地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当然,他老人家最先想到的是胡适,并通过电台放话给这位北大校长,只要你不走,还让你当北大校长兼北平图书馆馆长。并有中共的地下党员直接带话给胡校长。
    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刘仁在即将解放前的纷繁复杂的工作中丝毫没有耽误对知识分子的争取。做了大量认真耐心而细致的工作,挽留他们留下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现在叫"知识分子",历来,中国的民间俗语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两边都有枪,都有说法,都得罪不起,而且,别看中国这么大,遇到改朝换代的这种事情,你只能有两个选择,不是东就是西。
    相对众多和两个党派在不同时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知识分子而言,熊十力这个无党无派的书生表示,他不想在老迈之年做一个流亡之士。当年王夫之钻进山洞都能为往圣继绝学,难道他就不能?
    熊十力也希望他的得意弟子能留下来,陪他一起继往开来。但他的三大弟子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不想和他钻山洞,与他分道扬镳。当然,中共高层绝不可能让这个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山洞里做学问,而是盛邀其北上,就在他风风光光去北平的路上,他的三大弟子则撒丫子出走。
    国共间漫长的生死较量已成定局,争取人才不过是棋局中的收官,这些知识分子的去留也许只是佐证其正义性的筹码,也许是例行公事,也许就是国家、政党和个人的宿命。绝非底层的某个人甚至哪一些高层的政治人物所能够左右的。
    但,抉择是每个人必须做出的。国民党特务也没闲着,对有亲共倾向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威胁恐吓,如,徐悲鸿在因为在一个公开场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遭到了电话恐吓。
    国民党当局还恫吓齐白石老先生说,共产党那里有一个黑名单,进城后要杀一批有钱的人,名单中就有齐白石的名字。齐白石吓着了,打算迁居香港。被徐悲鸿劝止。
    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急电北平各大专院校南迁。徐悲鸿领导的北平艺专接到电报后,他与北平艺专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吴作人、王临乙等人商定,他们本人决不离开北平,北平艺专也决不南迁。人不走则罢,还将国民党教育部汇来南迁的费用分发给全体教师、职工和学生会,买粮食吃。
    然而,在所有的知识分子中,胡适的选择最关键。被众人所瞩目。
    1949年1月13日,蒋介石派大员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劝他南下,此时,北大的广大教职员工和全北平乃至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观望他的选择。
    胡适说忙着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想再考虑考虑。第二天,蒋委员长急了,两次打电报催,说时间紧迫不容拖延,并于当天派出专机飞抵北平。
    12月15日,胡适、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南京明故宫机场。
    出发前,胡适力劝辅仁大学校长陈垣,陈垣不走。胡适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留在亲戚家。不愿意去台湾。胡适无奈,出发时,胡适只拣了他父亲的遗稿和他自己的著作手稿,及一部甲戌本《石头记》
        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正值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南京城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为胡适备酒贺寿,破格表达了对胡适本人的的敬意,也表达了因胡在国共最后的争斗中给了蒋足够的面子的感激之情。
         就在胡适等人飞离北平后的第六天,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知识分子飞抵南京,同机者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
    胡适去机场接第二批人才,正值非常时期,时间又紧,无法事先统计到底来了多少人,来的是谁,只能等飞机到了,一个个地数。
    机仓门一开,胡适数人,认人。
    一共24人,飞机上还空了很多座位。名单上的大多没来,不在名单的却来了若干。
    据说,胡适见此情此景,潸然泪下。
    人才之战,国共双方都保持了极大的耐心和克制,与北平和平解放本身一样,是整个解放战争中最斯文的一幕。
    根据一些资料,唯一能出入北平的南苑机场的详细弹着点已经被中共地下组织勘测并送达围城部队,后来傅作义曾在西单修了一个临时跑道。用来起降最后几架进出北平的飞机。
    作为和平解放北平之外的预备方案,解放军找到粱思成,让他画一个北平文物的图,好在强攻北平时,能保护好这些文化遗产。
    梁在一张图纸上密密麻麻地标满了他所认定的文物。看到图纸的解放军军官说,按照这个图,这个城就没法攻了。
    小规模的冲突中,一部分解放军官兵为了保护城内的文物,在不使用重武器的情况下,被国民党部队从城内致高点发射的重火力杀伤。
    位于圆明园一带的空旷地,很多年仅十八、九岁的解放军战士因此在胜利到来的最后时刻,长眠在这里。
      盘点最终的人才战况。
    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有60余位留下了,各个研究所除了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比较完整地迁台,其他几个只有小部分人与仪器迁台,如数学所等。
        这场人才收官终于尘埃落定。
    无论去留,都有着不同的心态和标准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依据,离开大陆的知识分子中,大多数根本就不理解、不认同人民革命,或曾坚持过"反共"立场,他们或是直接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或是思想文化立场不承认新政权。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判断出自己留下必将作为敌人而受难,无奈地背井离乡。
        有故土难离而留在大陆的人。比如张伯苓、张元济、竺可桢、储安平、罗隆基等,都是大名鼎鼎的社会贤达。文学艺术界留下的人更多,沈从文、老舍、巴金等。
    如吴宓,则西行入川,站在重庆北碚民众队伍中欢迎解放,他再三地说:"我不愿逃到台湾去,依附美国。'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也有的对新政权充满期待,如新闻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如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等等,义无返顾,从香港北上,迎接新政权。
    还有的觉得自己跟政治没关系,无所谓,如陈寅恪虽经国民党政府多次"抢救"都未走,因为他觉得胡适是因政治上的原因非走不可,而他于政治是绝缘的,所以他选择栖居岭南度过余生。
    也有的态度中立,但留在了大陆,如冯友兰后来回忆,认为自己当时不走的理由有三:其一,"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其二,"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其三,"我想,我是专家、学者,在旧社会中,在政治上,专家、学者是附属于帝王、资本家的。到'社会主义'社会中,他们就更升一级,岂不也好。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对共产党的欢迎。"
    冯友兰的想法代表了很多知识分子。
    他们中跟着大儿子走的人,有的去了香港、美国、东南亚等地,有的晚年才辗转去了台湾。他们政治上或多或少都倾向于国民党,有一些人还是蒋介石的座上宾,曾为后来的台湾岛的"戡乱治国"出谋划策。
      大儿子的"戡乱",让这些知识分子没少受迫害和压制。胡适在孤岛上屡受围攻;他主创的《自由中国》惨遭查封,他的好友,该杂志的发行人雷震被投进监狱;殷海光和弟子李敖、陈鼓应们"越轨"行为或遭受牢狱之灾,或被变相"封喉"。
       本来就有严重心脏病的胡适刺激很大,连呼"大失望!大失望!"
    1962年2月24日,在台湾岛上"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胡适突发心脏病去世。
    和胡风一样在广场上高唱《时间开始了》,迎接二儿子和新时代的来临的知识分子们则经历了一段让中国人更不堪回首的艰难岁月。
        1949年11月,朱光潜这个去年9月曾和毛子水、张佛泉等16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中国的出路》的名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自我检讨》,对自己前半生作了全面的否定。
       而巴金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发言题目为《我是来学习的》,以此来对自己的前半生最彻底的否定。沈从文几次企图自杀而未遂。
      冯友兰、汤用彤、陈垣、金岳霖等,这些留下来的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都以改造对象的身份公开发表自我批判的文字。他们对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作出的成就进行批判,并极尽自我糟蹋之能事。
      熊十力这个曾想在山洞里做学问的大儒,并未能如愿,1966年以后,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令路人侧目。
      陈寅恪,并没有能够如他所期待的那样与政治无缘,能够在岭南好好度过余生,1969年5月5日下午,老人家受尽肉体和精神折磨,躺在床上再次被被迫作口头交代。留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溘然长逝。
    吴宓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到平梁劳改,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回重庆养病。1977,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1981年1月17日,其骨灰,由胞妹送至安吴堡,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
    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这个当年曾被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竭力挽留下来,并在关键时刻稳定住学校,使学校顺利度过政权交接的知识分子,于1969年下放到河南省信阳专区息县"五七"干校,先被分配种菜,后因体力不济,干不了,又被分配看守厕所。由于息县是一个非常穷的地方,屎都是好东西,常有附近的农民到社科院干校的厕所偷屎。陆先生那年75岁,手无缚鸡之力的他加上高龄,怎么可能挡得了当地农民的粪叉和粪勺呢?老先生最后不光连泡屎都看不住,还把自己搞的神智不清。后被送回北京。76岁那年,病逝于北京。
    胡适的小儿子,就是当年那个不听爹的话,留在大陆的胡思杜,在胡适与台湾去世前五年,就是1957年9月21日,在中国大陆的河北唐山"上吊自杀"。尸体被草草土葬于郊外,化为尘土,了无痕迹。由此可知,小孩子一定要听父母的话。胡适死时,对此一无所知。
    不一一例举。在那场被中国人称之为"浩劫"的政治运动中,多受惨痛冲击,罕有漏网者。
    徐悲鸿有幸,1953年因病去世,未遭此难。
      那些岁月,一些专门为他们整理乃至发明出来的汉语新词成了他们新头衔:"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牛鬼蛇神"、"封建余孽"、"右派"、"臭老九"等等。
    曾经为和平解放北平并在挽留人才的工作中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的中共北平地下党领导者刘仁,曾被表扬"刘仁"就是"留人"。在那场不堪回首的岁月中未能幸免也被投进监狱,狱中五年,致死。终年64岁。
    后,中国大陆"拨乱反正",至改革开放,两岸开展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乃至对话。当年那个没钻成山洞却在北京大街上疯颠着叨叨"中华文化亡了。。。。。。"的熊老夫子可能因为岁数大记性不好,忘了他有几个不听话的弟子仓皇跑到台湾岛上。
    当然,他更没有想到,这些弟子们如今和大陆以及台湾岛众多新的老的知名的不知名的知识分子们重新拾起了文化的薪火。
    两岸交流,无不期待化干戈为玉帛。令一切重新来过。无不期待一个无战事,少对立,无迫害,少仇恨,无报复的中国。
    60年,一个单个的个体,无论才华横溢,聪慧盖世,还是权倾朝野,或者落魄而不得善终,在整个历史长河当中,作为凡夫俗子,都如同一只蝼蚁。
    再往前倒放六十年,再倒六十年,一直倒回去,在深不见底的滚滚红尘当中。
    泡沫一般。
    留在文字中,徒留一声叹息。
    而已。

    [一种声音]郎咸平: 未来和下一代很悲惨,我都不想讲了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欢迎大家来到阳光100财富中国系列活动 财富论坛烟台站的活动现场,非常容幸今天能够和大家一起在这样一个暖暖的午后一起聆听世界顶级的经济学家给我们带来的全新思维盛宴。


    朗教授: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烟台谈谈让人沮丧的题目,当前经济热点透视,你只要谈到当前经济热点,都是坏消息。那么,请各位来宾想想,你面临的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我可以这样告诉你,我们中国改革开放30年,基本是成功,尤其是10余年来,我们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孕育出了在座各位一大批企业家。可是你知道吗?由于你所处的环境太顺了,我国经济增长太成功,因此你们这批企业家,只有个人的艰辛的奋斗历程,全中国的政府官员,全体企业家没有一个人经历过马上要发生的经济危机。昨天晚上到现在,竟然有几个企业家问我一句话,朗教授你看看现在还有什么有潜力的行业我想投资的,我只想三个字我说你疯了,你什么也不懂。你把人生看得太简单,你过去怎么成功的?你过去是顺着改革的潮流成功的,我告诉你在今天这刻是每位在座的企业家反思的事。我们的未来是什么?请各位来宾看看今天提供的数据,美国股市从年初到现在,跌了?蒸发了多少亿资金?8.5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这就是我们中国05、06、07三年GDP的总和全部白干了,一个国家的股市跌了这么多,它所象征的后续是极其可怕的,那就是一个持续的大萧条即将来临。


    而中国的股市,虽然过去有所谓的泡沫现象,但是在这里我得很遗憾地告诉各位中国股市已经跌了超过70%,这和美国1929年股市崩盘差不多,这种股市大跌是什么意义?为什么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敢预言中国股市大跌,就在今年五月份我在凤凰卫视《铿锵三人行》我呼吁全国股民不要对奥运有幻想,股价一定会持续下跌,讲这句话不是一个简单的我有没有胆识、敢不敢讲的问题,我为什么这样讲,当然你们知道我这样讲是对的,中国股价一反世界潮流,什么叫做世界潮流呢?那就是任何奥运主办国的国家都在奥运前大幅攀升,奥运后大幅下跌,我为了讲中国股价会下跌呢,因为我已经看到了经济危机,很多人说朗教授你的争议性比较大,我说你们是错的,我从来没有,因为我讲的到最后都会实现的。


    请各位想想,世界经济的次贷危机会对你造成什么冲击?在这刻我姑且把这个话题束之高阁,我先不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你更可怕的是危机没有来之前,我国已经产生了危机,那就是从前年到去年的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现象,这种泡沫现象,各位来宾你们以为是我们中国经济发展更成功了吗?你认为是我们中国老百姓更富裕了吗?因此有更多的闲钱炒股吗?不是吧?我在去年年初又讲了一句话争议性的话,很多学者不高兴,我说股市泡沫跟楼市泡沫的本质不是经济更好了,不是我们更富裕了,而是制造业的回光返照,这是什么意思?我国制造业企业家所面临的投资环境已经开始急速恶化,因此,很多企业家把应该投资在制造业的钱不投资的,拿出来去干吗呢?炒楼炒股了因此大量的企业资金进入股市、楼市才是楼市泡沫和股市泡沫的真正原因。

     

    按照我的说法,下一步应该是制造业的大量倒闭,为了把我当时的观点记录在案,我绝对不放马后炮,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八大危机》,出来以后,点击率超过一个亿,虽然很轰动,但是像我的人生一样从来不得到重视,因为大家都喜欢专家、学者谈一万点、八千点,不喜欢听我讲实话,不幸的是今年的经济按照我去年所说的八大危机一步一步发生。


    就在这个时刻,广东的媒体叫《南方人物周刊》对我做了一个专访,尤其是我写了八大危机之后,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到现在我也记得,他说当全中国专家学者说股市泡沫、楼市泡沫、多膨胀是由于流动性过剩的时候,郎咸平不同意,郎咸平说应该是制造业的回光返照,如果郎咸平是对的,那么全国的专家、学者都是错的。因此,政府推行的宏观调控,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一个落井下石的毒药,那是10年之前。我今天我有点羞答答,不好意思告诉你们,最后证明我是全国唯一对的学者,其他的都错了。(掌声)


    否则你们这么忙,干吗听我在这里演讲呢?那么各位想想,什么叫做流动性过剩?我们的学者竟然认为,楼市泡沫、股市泡沫,还有通货膨胀,就是简单的流动性过剩,什么是流动性过剩?那就是我们手上的钱太多,买股票,股市泡沫;买楼房,楼市泡沫;买产品,通货膨胀,因此用一个所谓的流动性过剩的学术名词都可以简单解释07年发生的一切现象。那么,我们政府所推行的宏观调控政策,竟然是以收回流动性为目的。其方法是提高利率跟提高银行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到了年底经济工作会议更进一步加大力度,实行宏观调控。那么我请各位来宾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全中国的学者都是错的?有没有可能流动性过剩就是错的?有没有可能因为流动性过剩所推行的宏观调控也是错的?在这里,很不幸的告诉各位,这都是错的。因此,我们的制造业才如此的被动。中国经济根本就不是流动性过剩,胡说八道。由此产生的政策误导让我们的政府、让我们的企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我们的学者特别喜欢粉饰太平、取悦领导,这种方法更是让我们的经济雪上加霜。


    今天我针对这一切的前提,跟各位从国内一直谈到国外,让各位清清楚楚知道我国经济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产生泡沫现象,其实泡沫现象只是一个表面现象,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整个经济发展出现了重大危机。请各位想想,我们每年10%的经济增长是怎么来的?很多股民这么问我,朗教授你看我们经济增长这么成功,每年 10%,我们的股票市场没有反映我们的经济增长的乐观现象嘛,我说你是错的,中国的股票市场是真真实实反映着我国经济的本质问题,你每年看到的10%的经济增长本身都是有问题的。什么问题呢?那就是我们整个经济增长的模式是错的。我们是以什么方式拉动经济增长啊?我们是钢筋、水泥所拉动的,也就是说你们到各地区看,各地政府搞的绿化也好,桥梁也好,这些东西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那么这些部分是多少?这些部门占了经济总量的30%左右,也就是说和地方政府推动GDP工程有关的部门拉动了经济增长。那么这些部门是中国经济真正过热的部门。


    那么其他的民营制造业呢?基本上过冷。这些部门只占了30%左右的部门是哪些部门呢?以去年为例,包括地产、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大型国企,其他的融资银行和证券公司等等,这些部门你知道去年的增长率是多少呢?就以去年为例,超过30%。30%的总量,它的成本率超过百分之三十几。一平摊下来,中国全国的经济增长应该是10%左右,理解了吗?我们的民营经济对国家的贡献是非常小的。


    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在基础建设,基础建设也就是GDP工程建设推动了10几年来的经济发展。那么这个推动表面上看起来我国取得了光荣的 GDP,实际上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给你举个例子,什么叫做代价,这种发展模式使得我国GDP的组成非常的畸形、非常扭曲。我们拿我们的GDP和欧美、日本等国比较,那些国家,他们是以消费需求为主要拉动的,也就是说当我想喝矿泉水的时候你生产矿泉水,当我想弹钢琴的时候你生产钢琴,我想打手机的时候,你生产手机,很正常。因此他们的70%都是消费。我们刚好相反,我们的消费只有35%,只有别人的一半,我们的GDP是什么东西呢?都是你们在外面看到的钢筋水泥,占到50%以上,欧美各国20%不到。


    各位了不了解这种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可怕的结果?那就是,由于我们国内的消费太少,因此,造成了大量的产能过剩,我们制造太多的消费不了,而且我们产能过剩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们牺牲了我们的环境,破坏了我们资源,剥削了我们的劳工,因此,产能大幅扩张,而且产能大幅扩张到什么地步?到了我们老百姓消费不了的地步,大量产品制造出来,我们只有30%的消费,因此能是出口创汇,把过剩产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外国,美其名曰是出口创汇,其实是埋下了定时炸弹,就在 08年爆炸了,是什么因的炸弹呢?你想想,我们只消费的30%,而我们这么多的产能,这么多产品不得不出口给别的国家消费,不但破坏了环境剥削了劳工,同时我们赚了大把的美元外汇,06年破的1万亿,07年破的1.5万亿,08年破了1.8万亿,现在正在破1.9万亿,讲问以后就是1.9万亿了。外汇大量积累的结果使得我们这种被动以出口创汇为主导的畸形经济付上的沉重的代价,人民币不断升值,不断升值的结果,回过头来打击到这些以出口为主导的民营经济。


    所以,二元经济成型了,什么是二元经济,那就是真正拉动经济增长的与政府推动GDP工程有关的部门过热,而其他的民营制造业开始受到的严重的打击。汇率上升首先敲响了70%的民营制造业的警钟,面临的投资环境开始紧缩。因此,过冷的部门更冷,相对而言,过热的部门更热。就在这个时刻,又由于成本的不断上升,也就是国外的进口通货膨胀使得成本不断上升。进一步又打击到二元经济中过冷的民营制造业,它的投资环境更加恶劣。


    同时又在这个时刻,政府推出了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的本身意义是重大的,我身为弱势群体代言人,我是非常支持这个方案的,但是这个方案的推出不能以双输为代价,必须要以双赢为的代价才有意义。第一缺乏反方向的论证,第二缺乏试点,匆忙推出之后,中国过冷的民营制造业至少1/3以上造成严重打击。因此,过冷部门的民营企业家面临的投资环境进一步恶化。所以汇率,成本、劳动合同法,我还没有讲到次贷危机,第四,政府不断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我不断呼吁这是错的,政府到现在才听进去,可是去年已经是数次提高利率,宏观调控的接连推出大力度的推出,目的是什么?目的是降温,可是全国学者都搞错了,中国经济没有过热只是30%推动GDP工程的是过热的,而宏观调控推出的结果是彻底打击了过冷的民营制造业,有的时候想想这个事情觉得很难过,很悲哀的,这么明显的事情,大家看不懂,我看懂了以后说郎咸平是有争议的人物,这就是我们学者对我的态度。

    好了,就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政府加大力度宏观调控是什么结果呢?通过了三个管道进一步打击了民营制造业。第一个管道,是在宏观调控的压力之下,银行从过冷的制造业部门大量收会流动性资金,去干吗呢?不是放在银行里,放在银行里还好,拿出来以后拿给过热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这种做法使得社会的流动性由过冷的制造业透过银行体系转到过热的银行政府中去的,因此过冷的部门更冷,过热部门由于吸收了大量的制造业的资金变得更热,这就是宏观调控的第一个管道。


    宏观调控的第二个管道呢,不断提高利率,不断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做法。再加上前面讲的汇率上升、成本上升、劳动合同法推出,因此使得二元制造业中更干不下去了,他们怎么做呢?所以民营制造业的企业家就把应该投资在制造业的钱不投资了。拿出来,打到过热的部门去干吗呢?炒楼炒股去了。这就是从06年到07 年所开始的股市泡沫、楼市泡沫的真正因素,那就是二元经济当中过冷的制造业持续衰退,他所面临的因此各种因素不断恶化,他们更不想干了。更不想干的结果回去炒楼炒股。


    这就是一开始,我告诉各位房价涨得最高的区域,通常是制造业最箫条的区域,这是第二条管道,第三条管道呢?简称海尔现象。什么叫做海尔现象就是处在过冷制造业的企业像海尔的家电制造业投资经商环境恶化,所以它也不想干的,因此从过冷的部门筹集大量的资金打到过热的部门干什么呢?


    这三个管道,造成什么结果呢?我重复一遍第一个管道,你会发现,各地的建设是如火如荼地推行,而且代价是民营制造业的资金更缺乏,资金逆流掉,造成了过热部门修桥铺路去了,第二个管道使得大量的制造业资金炒楼炒股造成中国GDP现象的表面繁荣,这是可怕的,因为这个表面繁荣配合第三个管道大量资金流入过热部门造成整个资源的误导。第二个管道和第三个管道的配合结果使得我国表面的繁荣,因此使得大部分,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差不多的、几乎百分之百的地产商,在我今天讲话的这刻面临重大的危机。


    我前面讲的这一切现象,综合在一起,我相信你们从事企业的来宾,应该都听过,就是这么简单的。那么这种现象和流动性过剩有什么关系呢?胡说八道。讲到今天我是那种水平的学者的话,我今天五秒钟讲完了,买股市股市泡沫,买楼楼市泡沫讲完了,不知道该讲什么了,我告诉你,我才刚开始,我还没有谈到次贷危机。


    我国二元经济已经将我国的经济发展带入到了一个箫条的经济,就算美国没有次贷危机中国经济依然下滑,危机照跌,楼市照跌,注意没有谈到次贷危机我们就已经抗不住了,你去年看到的股市泡沫已经给各位敲响了警钟,可能你们问我,朗教授,二元经济都听懂了,听懂了吗?你一开始讲的我们的股市跟楼市反应的基本面是对的,我就以股市为例,为什么这么问呢,怪他自己,怪他不听我演讲,不学习,如果06年来听都发了,08年听也可以,现在来不及了,那就用我前面讲二元经济现象,回答我们主持人的问题,为什么你会这样问呢?


    06年开始的股价大涨根本就不是尚福林说的股改,他胡说八道,他什么也没有搞懂,这点我都有点同情他,什么也没有搞懂,还搞这么多东西,现在我都不会生气了,还会义愤填膺地说,我无所谓,我也没有办法了。


    2005 年的时候我们透过媒体我警告尚福林千万不能推行股改,它是错的。你们也知道朗教授讲话是非常具体的,我过去讲什么情况下是成功的,什么情况是失败的,这个话我不会讲,那是没有信心的学者搞的话,我很有信心,我说错一定会错,我说股改是错的,而且是百分之百错的,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什么回答,我给他一个回答我说箭在弦上也得撤下,他不听我的。他说,那可能怀疑说,哎呦,既然朗教授说股改失败了,为什么06年开始国家大涨呢,我怎么会错呢?我什么时候错了?我告诉你06年股价大涨的唯一原因就是二元经济已经开始生效,大量的制造业资金大量进入股市跟楼市。


    那么,股价大涨的现象到07年5月30号股指跌到3千点这个时候你们就应该来听我的演讲,你们相信别人说的八千点一万点,哪个时候你们买了什么股票啊?买了二线蓝筹股是不是?所以从五月底到了11月从3千点到6千点你们买二线蓝筹的股民没有赚到钱,为什么没有赚到钱?因为当时拉动股指的都是大盘股,我们称之为2:8 现象或者是3:7现象,20%多的股票拉动了股指,从3千点拉到了6千点,这个二八现象和三七现象的二或者是三是什么股票呢?是地产,钢铁,水泥,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大型国企,其他融资银行还有证券公司等等,没有错吧?你们是不是觉得耳熟啊?这不就是二元经济当中过热部门吗?


    所以说,去年五月底到11月,股票市场已经完全反映了朗教授的二元经济,在这个时刻我是声嘶力竭地呼吁政府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开始救助制造业,因此这是制造业的回光返照。如果政府不出手救制造业到了,第二年制造业会大量的倒闭。


    后来证明我讲的是对的,就在这个时刻我写下了中国经济的八大危机的文章。你们如果到这个时刻还不来听我的演讲的时候,11月也该来听了吧,也没有来听,11 月我在北京发言,媒体对我的发言不敢兴趣,他们情愿报导说某某学者说八千点到1万点,我在北京发言,我是股价必跌,因为二元经济。你想向到了11月股指到了6千点是20%、30%的部门拉动的,可以想想涨幅多快,这样快的涨幅一定要回调,所以二元经济中过热的部门一定要回调,而过冷民营制造业按照我当时掌控的数据是迅速箫条,而且存在迅速倒闭的危机。二元经济中过热的部门一定要回调,股指一直跌,你根本不要怀疑,我还没有讲到次贷危机,次贷危机还没有来,我只是讲国内的现状,只是告诉你们,目前全世界闹得金融海啸还没有冲击到你们,你们就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你想想后面还有什么希望,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经济体系中孕育出来的,和国际无关。


    为什么我在五月份的时候,我非常严肃地警告过全国股民,不要对奥运行情有幻想,中国根本没有奥运行情,而且在节目中,当这期节目散布得很广,很多人看到的,我讲的具体到了什么地步,我呼吁全国股民,股价在奥运之前必跌根本没有奥运行情,为什么?因为,二元经济全面箫条、崩溃的结果会使得股价大幅下跌,就像美国1929年一样,所以今天股价不断大幅下跌的现实意义,就显示着未来制造业持续箫条。今年三月份我在广州照片记者招待会,我呼吁政府救市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专家学者讲的都是废话,很多学者说政府不应该救市,让市场多元化,这些都是胡说八道。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的的血的资本主义,它们是最市场化的一点,美国政府干什么,美国政府还不理解市场吗?他们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是真正的市场化国家,请你看看美国政府在干什么?美国政府在救市,我们呢?市场化,让市场解决吧,胡说八道。这些学者,我一直不想想他们。现在不想他们不行了。你说作为一个学者,就算你不做研究也理解,你胡说八道讲的话,也应该是一半对一半错的,你猜的,丢一下铜板的方法,像我们的学者每次都讲错那是更难的。(掌声)


    像我每次都讲对,很不容易,每次都讲错更不容易。为什么救市?美国很蠢吗?不懂市场化吗?美国人才济济为什么要救市,为什么三月份开始要救市,我告诉学者你根本不懂市场,那么在今天这个场合也是我第一次发言,谈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对你们在座的企业家非常重要。因为,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工商链条的时代,什么叫做工商链条?也就是说10年前我们从过去5千年积累的农耕社会走向了工商链条的社会。


    工商链条有什么特性?那就是一个部门出现问题之后,一定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连锁效应的产生。所以我就以我刚才讲的故事,给你们做一个解释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消费这么多,只有 30%,原因是什么?我们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缺乏的,包括医疗、教育、住房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之前,社会保障体系是不足的。所以这个社会保障体系不足,你以为不足就不足啊,你以为不足就是看不起病啊,如果只是看不起病就好了,那就不是工商链条。农耕时代看不起病就看不起病算了,现在工商链条时代一旦看不起病的结果,必定产生农耕时代所没有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请你想在工商链条时代,当你看不起病之后你会怎么做?下一步是什么?你不敢消费了,你要存钱,万一你父母得了病怎么办?你小孩出国怎么办?你住房怎么办?有了这些问题让你不敢消费。下一步骨牌呢?不敢消费使得我国消费非常低,占了 GDP35%,下一张骨牌一定是生产过剩,再下一张骨牌必定是出口创汇,再下一张是积累大量的美元外汇,再下一张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再下一张打击了出口制造业,再下一张出口制造业倒闭,再下一张更不敢消费,再走一圈,这是无止境地恶化循环,这就是工商链条时代的特征。

    我呼吁政府应该怎样做?应该在股市泡沫楼市泡沫的时候,最大的力度救助制造业什么目的?斩断工商链条,也就是说进入股市和楼市的资金是来自制造业的季度衰退,政府应该做的是我在制造业部门设立防火墙,斩断工商链条,直接救助制造业,只要把制造业的营销环境搞上取的话,资金自然回流回来,一旦斩断的结果就不会有股市泡沫,不会有楼市泡沫,就不会有现在一切的问题出来。各位听懂了吗?政府应该做的是由政府出面斩断工商链条而设立防火墙,这就是我前年开始一直呼吁政府做的事,都听不懂。一直到事情崩溃之后,才说朗教授都说过。


    美国政府在干什么各位来宾想想?美国,是一个最资本主义的国家,没错吧?是最强调市场化的国家没错吗?而且共和党更强调,美国政府7千亿美元救市计划的本质目的就是斩断工商链条,也就是当金融部门出现问题的时候,立刻设立防火墙来斩断工商链条,由政府工资7千亿直接救助那些受到影响的金融机构,你只有把他们救活的以后,整个社会才会安定,否则按照我们中国这种专家、学者的水平的话,市场化不要干涉,你不要干涉结果,金融机构一旦崩溃产生大量的失业,使得美国老百姓信心丧失,下一步干什么不敢消费了,下面是什么?制造业产生危机,再下一张骨牌生产力减少,再下一张骨牌失业,再一张骨牌不敢消费。好了,开始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金融危机会由于美国政府的不作为,会产生实体经济的危机,各位听懂了吗?所以美国政府在干什么,比任何政府都要首先斩断工商链条。就是怕金融危机波及到实体部门,而我们中国的危机来源不是金融危机而是来源于制造业的危机,我们没有斩断工商链条的结果,是使得制造业的危机波及到股市和楼市,从而造成去年的股市和楼市泡沫把各位都套牢了。主持人问的是对的,我一看你的面,我就知道差不多都被套牢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没有斩断工商链条。为什么没有斩断呢?专家学者所误导,为什么他们误导呢,他们根本不懂,农耕时代培养出来的学生没办法,都是错的。


    我相信我跟你们这样沟通以后,大家马上就懂了是这样一回事,原来美国政府正在斩断工商链条。我最近我看到美国的形势发展,我就告诉各位,我前面跟各位讲的讲到现在,你注意到了没有,我一再告诉你,美国的次贷危机还没有影响到中国。就算是美国从来没有发生过次贷危机的话中国的股市也是这样跌,中国的楼盘也是这样跌,因为中国制造业持续衰退结果,必然拉动股市和楼市的下滑。情况会逐日的恶化,不是逐年的恶化,也不是逐月的恶化是逐日的恶化,每天都会恶化。


    我记得昨天一个学者说,回应我的话对那种唱赞歌的人你应该警醒,整个国际金融形势比任何一个人想的都要难得多,但是没有冲击到中国,就在没有冲击到中国的时候我们的楼市也产生了重大危机,我刚讲了股市,现在讲到楼市,哪里的企业倒闭多,哪里的资金快速流入楼市,比如深圳,大量制造业的资金打入深圳的楼盘,而且,它的切入角度是高价楼盘。为什么?从中国台湾、亚太等地区的楼市历史来看,而长期依然看涨。06年初是1万元/平方米,到了年终是四万元/平方米,大量资金流入,炒到了高端楼盘,附近的中低档楼盘随之水涨船高,真正有泡沫的是中低档楼盘,他们水涨船高,缺乏资金的支援,一旦今年箫条之后,跌价的是中低档楼盘,高档楼盘依然坚挺,那就是地产商的资金链即将断裂,好了,即将断裂的结果就是高档楼盘抗住,那就是深圳目前的现状。


    在北京跟上海情况是一样的,高端楼盘价格上去以后,中低档楼盘随之水涨船高。所以北京也好,上海也好,中低档楼盘目前跌价最多,高端楼盘则不是。北京为例,三环之内,根据我的数据,还是为早,顺义跌得更多,就跟深圳的关外一样,上海也是一样,内环有行无市。


    最近潘石屹同志卖得不错的,我们查了一下他的资料,买潘石屹的资金51%来自山西煤老大,冲击了各级楼盘,冲击到了价格大涨。我要告诉各位,地产,长期而来,相对股票,以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为例,包括香港和台湾为例,它还是比较能抗通货膨胀的。


    那么很多人问,你这样讲我都听懂了什么,楼市泡沫股市泡沫我该怎么办?我应该卖还是怎么办?你千万不要问我我不是股评家也不是卖地产的,我只是告诉你你所看到的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是什么?你要怎么做?你自己要去做判断。


    那么各位再想想,下面一个问题就是理财的问题,当你了解了我前面所讲的所有的理论以后,说花一点钱怎么办?我请各位来宾注意,在经济大箫条的前期你不要有幻想,你千万不要想到去赚钱好吗?这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转变,你在这个时刻能够保本就谢天谢地了,而且中国根本就没有理财的问题,什么媒体的理财专刊,根本不要看,都是错的。你有什么理财的问题,存银行、通货膨胀、买股票,股价大跌。你有什么理财的问题。好,不要问我了,是不是该买黄金,买外币,我跟你讲这个问题问的都是错的。你今天不要问我朗教授应不应该买黄金,应不应买欧元,不要这样问,这都是在平时经济稳定的时候问的,在这个时刻你不要这样问,我建议各位,听清楚,如果你想投资外币的话,你要你买一百块欧元必须买同样的美元,保证什么呢?保证不赚钱,保证不赚钱的结果就是保证不亏欠,买黄金也好,一定要买黄金计价单位的货币,美元,目的就是不赚钱。你能够在这一两年期间能够不损失。那么从09年开始就会有大量的机会,而且机会无所不在,到处是机会。


    经济箫条不是坏事,经济箫条可以孕育出无数的英雄豪杰来,平时不一定有机会,谁能够抗过这一段,谁就能够拔地而起,再跟各位讲一个很有意思案例,作为我第一短演讲的结束,请各位来宾思考一下,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比例多高?而且这种负债比例是由于我们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官员从来没有经历过大箫条的磨难下他们的负债比是多少?他们把世界看得太简单了,我们上市公司的资本负比例是100%到300%,资产负债比例是50%到70%。我以资产负债比例为分析,这些没有经历过大磨难的企业,上市以后他们的负债比例高达100%到300%的负债比例的。

    我跟各位来宾跟我一起到香港去,香港非常有名四大天王,李嘉诚、李兆基、郭柄向、郑义同,这四个人是搞地产的,叫做四大天王。他最喜欢讲其中的一个天王,四大天王都比我们很多的企业大一百倍,而且香港有比较完善的司法制度,也有更为良好的金融体系。那么,请来宾想一想。这一些比你大一百倍以上的企业在一个信用良好的区域,法制建设完善的香港更有能力借钱吧,可是这些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他们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起码是经过四个大箫条,这些曾经经历过数次大萧条的四大天王他们比你大一百倍,他的法制建设完善的香港以及信用良好的香港本来可以比你借更多的钱,你们猜一下他们的资产负债是多少?我们是100% 到300%,他们四大天王是20%,你可能说有钱不借,傻得吗?你说李嘉诚会借不到钱?你借不到钱是真,而且我告诉你不是四家平均20%,是每一个天王的资本负债比例都是20%,不可想象的结果。而且,这四大天王,总资产当中以现金形势保有的比例高达5%到15%之间,你们呢?总资产中以现金形式保有的比例高达5%到15%之间,你们呢?为什么?我曾经问过他们其中一个人,他们说,这一生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保守。


    一个企业家,能够赚多少钱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且在我们成功了30年的改革开放孕育出无数赚容易钱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你只要看看我们上市公司负债比例,我就可以告诉你都是没有经历过大磨难的企业家,把世界看得太简单了,什么才是我心目中最睿智的企业家在这个时刻显得更重要的,那就是风险、管理最好得才是最好的企业家,风险管理做的好,我怎么看出来呢?财务报表一看就看出来。一个注重风险管理的企业家一定是随时随地保持着最低的负债比例,随时随地保持着最高的现金流,虽然公司的发展会受到限制,可是无所谓,因为只有保守经营稳健经营才可以帮助你渡过几次危机,你只要渡过两次危机不倒闭的话,你就可以成为该行业该地区的领头羊。这就是保守经营的实际。


    我今天把这个数据念给各位听,更值得我们关切的是什么?当这些人在做投资的时候他们怎么想问题的?他想的问题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他们其中一个人这么说的,当他要做A同志的时候他首先想的不是A能够赚多少钱,而是A如果做垮的话能够赔多少钱?如果做垮之后原来的企业有没有办法弥补这个损失?如果可以的话他才可以做,如果不可以的话他就不会做,也就是说他做任何投资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原来的企业有没有可以互补的现金流,也就是说新的投资现金流一旦断裂有没有现金流刚好可以弥补,你看到没有,人家在做这种投资,为什么这么谨慎?风险感觉意识是最重要的。做一笔投资随时想到有没有更好的项目跟它做互补。什么是互补?就是你坏我好,我坏你好可以互相抵消,按照我自己的数据,我发现四大天王他们的互补使他们的公司风险减低为多少?他们每个项目都有互补的项目,所以风险平均减少了10倍。


    那么你想想,这四大天王所以能够成就这四大天王,第一,最低的负债比例,第二最高的现金流,第三,他们是及其保守而且互补型,投资保证可以对抗风险,所以他才可以走得这么稳。那么,他们写的报告呢?你们有没有写过可行性报告,你知道什么是可行性报告呢?就是找进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来做,你应该怎么写,你应该写不可行性报告,我想奉劝各位来宾,你把我的演讲听懂的话可以救你的命,在这个时刻你应该写不可行性报告,如果找了这么的的理由还是不充分的话你再做还是来得及。


    因此,今天我在上半场给你总结的,你从今天开始要怎么做,第一有可能的话,尽量减低负债的风险,第二尽量收回欠款,积累大量的现金流,第三不要做任何形式的投资,你把我的三点把握好了,你才有可能度过即将来临的经济危机。那么我们休息15分钟回来之后我就把各位带向国际金融,好不好?


    主持人:今天上半场的演讲就到这里,感谢朗教授。首先朗教授以我为例,举个例子非常容幸,而且告诉我说,今天我犯了一个大错误,在这里我也指出朗教授最大的错误就是来烟台来晚了,大家说对不对?让我们一起期待朗教授下半场的演出,休息15分钟。

    主持人:对于期盼,朗教授的下半场的演讲而言,这个时间感觉更短,我们确实非常认真在听我们朗教授的演讲,不过我个人觉得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遗憾,哪呢?整个演讲的过程中我们还是非常遗憾地听到了手机的铃声,所以我真的希望下半场的演讲过程中,亲爱的朋友能够将自己的手机打成静音或者是震动的状态,这是对朗教授最好的尊重,在朗教授走之后我说了一句话,朗教授可能没有听到,现在朗教授已经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朗教授说他从来没有犯过错此外,但是我说他只犯过一个错误,就是你来烟台太晚了,如果你早来烟台一年的话,至少我估计我的两个月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还是两年的钱不会变成两个月,指出来我的错误,但是朗教授知道各位都套牢,但是各位和我一样,都找到了继续下去的信心,到底朗教授会让我们的信心百倍增强,我们让我们彻底的绝望,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再次掌声有请朗教授!


    朗教授:其实这也不是我的错,是阳光100的错,你们怎不早点叫我过来,我们两个人都没有错,搞了半天,刚才主持人给了我很大的压力,他说下半场的演讲,能不能为各位指出一条解套的方案,我不知道怎么解套,我的水平不够,说不定我越讲越绝望都可能,你们还敢听吗?


    我前面讲到现在,还没有谈到次贷危机,也就是说告诉各位,就算没有次贷危机,我们中国经济发展也是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的问题比欧洲、比英国要严重得多得多。我们不但有二元经济所导致的民营经济的全面箫条,我们还有不可知的未来金融海啸的冲击。那么当然这个所谓的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可是我相信很多来宾,对于次贷危机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它的冲击有多大?如何在我前面演讲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阐述我的观点。那么最近我看了很多媒体的报道讲的不太正确,也想透过这个场合告诉大家到底资本主义出了什么问题?


    以前在美国做房屋贷款是这样做的,这帮人在做,这些人并不是信用卓著,通过一些中介,负责帮银行收集资料做第一关的审核,那么中介把资料交给银行。银行在做第二次的审核,通过以后,银行把钱直接放贷给借款人,银行比如说借出一百万,银行就少了一百万,为了让资金充裕,就把一百万的债权卖给你,你们说熟悉的房地美跟房利美,就把一百万切成一千块,一千块一张的债券卖给全世界包括中国政府,卖的三千七百亿,总共差不多5万亿,这个过程本来是非常好的,信用卓著的借款人把资料给银行,银行通过把钱借给借款人,再把债券转给房利美,再切给1000块的债券卖给大众,所以银行不缺资金,房利美拿回一百万,最后的债权全部由社会所承担,这个社会是广义的社会,包括中国政府包括欧洲社会包括美国的大众,这是一条非常完美的链条。


    可是,这么多年来,美国华尔街的贪婪,让这条链条彻底的变质,怎么变质?第一发明的次贷,次级贷就是允许财务报表不好的人,收入所得不够的人,信用不够的人依然可以买房子,如何透过第一道中介呢,就开始很像我们的银行,开始造假,学坏很快,学好不容易,拿一些假资料,我们做的很多了,骗银行我们骗多了,造一些假的资料,拿去忽悠你,银行所有的分析根据假的资料,所以通过审核把钱借给了借款人,银行拿这些有问题的次级债卖给房利美,他们根据这些一百万的次级债,切给一千块的债券卖给大众,中介为什么会造价,就是资本主义赖以为生的信托责任,在华尔街的贪婪下荡然无存。信托责任才是资本主义的灵魂,当中介机构一旦缺乏信托责任的下场就是整个链条被污染,只要借款人还不起债,银行债券就是差了,银行把差的债权卖给房利美,他们又发行债券卖给大众,会使得房利美还不起债。因此,造成破产现象。

    现在美国政府在做什么呢,直接进来救助房利美的银行,他们基本上都是受害者,直接拿钱帮他们付利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各位听懂了吗?所以次贷危机的真正原因来自信托责任的破产。你们千万不要小看这次危机,因为除了次贷危机以外我发现美国还有万亿的次次债,比如说卖热狗的、毒品的,这些人他们也可以买房子,这些人叫做次次贷也可以透过无聊的中介机构伪造一大堆的财务报表卖给银行,银行卖给房利美,这个是做爆炸呢?两年以后,所以美国政府透过7千亿的目的就是修补这个次次贷带来的污染,解救房利美。


    但是各位请注意,这个影响太大了因为几万亿出去的,包括美国的AIG就是美国的国际保险公司,这个影响已经是危及全世界,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成长这么健康?为什么中国这么严重的产能过剩,虽然是牺牲了环境、资源、劳动者的情况下,大量的产能过剩为什么还能存在,为什么经济不崩溃,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他们负债消化这些产品,也就是高度的负债,所有的美国人都在借钱,美国公司美国政府都在借钱,然后大量印发钞票,购买我们中国出口制造业的产品。只要美国这链条一断裂,美国人不再购买产品以后,中国过剩的产能危机立刻爆炸,为什么没有爆炸呢?就是美国人不断借款,购买我们的产品。


    但是,不断地借款不断借款没有关系,只要你的借款的品质是好的就没有问题,比如像以前信用良好的借款者借款没有问题,问题是今天链条被污染了,所以高负债的情况下,一个被污染的链条,立刻产生重大危机,你们听我讲到这里,就应该要干什么?如果这个负债的链条,防火墙挡不住的话,下一步结果是什么?你想想,也就是美国赖以生存的、以负债为主的大量购买中国产品的做法将立刻破产。好了,如果美国人不再购买我们的产品,我们这么多的产能过剩怎么办?请你们在座的各位来宾你们来回答我一下,我们的消费只有30%,我们根本买不起,我们买不了这么多的产品,只要美国人因为经济危机不买的话,我们生产过剩的现象立刻爆炸。


    我在这个时刻我根本就不想讲粉饰太平,我也不想取悦领导,因为我是真正爱国的,只有把这句话讲清楚。(掌声)只有尽早告诉政府它才能有英明对策,来宾们,你们都听懂了吗?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因为全球的高负债得到的缓解,他们买了我们的产品。只要我前面讲的防火墙一旦破裂,老百姓的信心一旦丧失,不再以负债的方式购买了,那么我们所面临的是企业的大量倒闭,我都不敢想。这一刻我比谁都紧张,我一直观察美国政府能不能成功救市,因为美国政府一旦失败你可不要做地上官,你可不要嘲笑美国政府部门,我们中国将付出惨重的代价。由于我看得比谁都早,看得比谁都明白,我到两点才睡,不断打电话到美国询问最新的情况是怎样?我得到的都是最新的讯息。不过告诉各位,我已经有了一些最新的讯息。我今天发现,美国的援助力不够,七千亿可能不够,你知道七千亿是什么概念吗?美国老百姓每一个人为此付出了接近3千美元。可是我认为,还是不够的。所以上周,美国股市跌了20%多,这是从包括1929年那次股灾,同样大的跌幅。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意义吗?可能大家没有这样的敏感度,我担心的是1929年之后的经济大风波。


    我现在希望,英国政府也开始救市,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为什么救市不成功?而且上个礼拜全世界几大国家联合行动救市,同时注资,同时降低利率,各位记得吗,可是最后结果是失败的,你知道为什么失败吗?因为,每一家金融机构拿到救助款之后,而且是利息非常低的救助款之后,他把钱压在手里,都在怕,借给你不还给我怎么办?我对银行没有什么信心,所以也不借给银行,所以政府给我的流动资金,我压在银行里,既不给企业短期融资也不给银行,我全部压在手上,如果银行都不拆借的话,我们全世界的短期融资怎么办?你怎么买原材料怎么发工资,你要靠短期融资,银行如果缺短期债的话,是无法生存的,否则资金会陷入周转不灵。


    目前的现状是怎样的?银行系统虽然接收了政府的救助,但是由于根本的问题解决不了,大家不敢从事短期借贷,下一步就是美国的制造业、美国的企业、美国的服务业拿不到短期融资而全线崩溃。美国银行业会由于银行之间不准拆借、周转不灵,造成更多的现状。为什么这些银行不借?虽然拿到这么多钱的救助为什么不借?因为信心丧失,什么信心丧失?对于资本主义的信心丧失,我讲这句话有点可笑,你千万不要笑。


    最近欧洲政府包括冰岛,已经开始把金融机构国有化,为什么?因为银行信用已经破产,大家都不相信银行,甚至连银行也不相信银行,银行拿到钱也不拆借企业,免得你们拿钱跑了。所以银行信用本身已经没有办法让系统运作了,因为银行信用不够了到最后逼迫英国政府、欧洲政府以国家力量收购银行变成我们痛恨的国有企业。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吗?因为以国家的信用担保,我保证还你钱,你只要以国家的信用担保,这家金融机构一定还钱,别的银行就会借钱给他,各位听懂了没有?在我们民营化的时候,你发现全世界国有化,为什么国有化,就是重新利用政府的信用,给这个经济体系打下长期定数,你们放心的去借吧?政府为你们撑腰,不但为银行撑腰,把银行收归国有,同时由政府印钞票向企业融资,你把你的票据卖给政府,政府拿钱买你的短期融资的票据,让你发行,购买原材料,因此今天整个信用体系,破产的是各国政府出面实行全球的国有化,什么目的?重新向这个腐败不堪的金融机构注入最后一股政府信用。透过政府信用,透过政府的钱直接拆借给银行,透过政府的钱直接购买企业的短期票据,让企业拿到短期融资发薪水、买原材料。美国政府还没有这样做。他们看在眼里,心很急。因为如果你不学习欧洲政府的话,没有政府信用在里面,整个金融体系会因信息不足而全面崩溃。


    这是今天上午得到的最新消息,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怎么讲,我讲的是最前沿的,美国政府也在考虑要不要把美国金融机构变成国营企业呢,这和美国政府的民营理念有悖不太愿意这样做,但是如果不这样做的,你的七千亿美救市计划很难成功,因为大家的信心丧失,我相信你们想问我一句话,你们问我说,朗教授政府信用是不是最后一步?你们想不想问这句话?对的,这是最后一步了。如果问我下面一句话,如果政府信用也不行呢,完了。那完了,没有别的办法了。我都不想演讲下去了。


    走到这一步,整个金融体系的问题,会使得各国无力再以负债的方式成长,因此,就不会再以负债的方式购买我们产能过剩所制造的产品,听懂了吗?下一步就是什么呢?所以说中国不可能幸免于难,我也请各位来宾密切注意这几天的发展,你们要随时随地按照我今天告诉你们的思路注意观察一下,你会发现今天两点开始,欧洲各国政府甚至我怀疑美国政府要大量实行全面国有化。否则,无法注入最后一道强心剂。因为资本主义的信心完全崩溃,信用体系完全崩溃。


    你看我讲到这里,大家鸦雀无声了,你们才知道事态的严重。竟然还有无聊学者胡说八道说明天会更好,大家放心。是看不懂呢,还是怎么回事儿?刚才主持人问我如何解套,我不知道,我没有这个能力解套,因为我发现美国政府也解不了套,郎咸平什么东西,还问我:朗教授,我们该做什么投资,你疯了,我昨天早上到今天中午很多企业家问我,我们应该投资什么行业,我一开始告诉你,你疯了,我当时讲你疯了,你可能觉得我在开玩笑,我讲到现在这样说你该理解了吧?

    你晓不晓得什么危机在你面前,全世界各国的政府现在已经拟定了三个方针:第一个方针,就是政府出面协助各个金融机构的负债问题渡过难关。第二个问题,充足各个金融的资本,如果还不行,第三个,充足国有化,如果还不行有没有第四个,到这一天,防火墙会正式爆破,如果国有化解决不了问题,防火墙宣告爆破,我讲的工商链条多米诺骨牌效应将一发而不可收拾,中国经济发展靠出口创汇,基本是依靠过剩的产能发展。都听懂了吗?


    当然了这个事件,未来是怎么走势我也无法预测。其实他们也是走一步算一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作梦也没有想到连政府注入几千亿资金的结果还是无法救市。因为,源自于企业的信念还是过窄,逼迫政府出来用政府力量帮助银行完成短期拆借,帮助企业完成短期拆借,帮助他们继续生存下去。现在各国政府正在用政府的力量协助银行进行短期拆借,利用政府的力量协助企业进行短期融资,以维持一个正常的营运,而不要说发展。


    你们听完我的演讲之后,以后再听到学者有任何乐观的呼吁你不要听了,你心里要做准备,没有人希望最坏的情况发生,我告诉各位来宾,我第一个做的演讲是跟次贷危机完全无关的中国经济问题。如果你们已经觉得日子很难过了,那么我第二个阶段的演讲将带来海啸般的冲击,我现在随时随地密切观察欧美各国能否有效斩断工商链条,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就是工商链条的重要环节。


    这也是为什么在第一场演讲完成以后,我告诉你们少投资,最少不要投资,减少负债,准备过冬。而且,像美国的财政部长鲍尔森以及美国的中央银行行长波兰克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像波兰克这个人是1970年代的博士学者,我是1980年代毕业的经济学家,那个时代毕业的学者跟我们这个时代不一样,哪个时代的学者对于经济大恐慌本身研究得非常到位,不像我们80年代的学者是非常单纯的一批人,迷信市场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批人,70年代的学家有非常强的政府道德责任感,当时波兰克也就是美国中央银行的主席,他的博士论文就是1929年经济大恐慌,他说当时美国之所以发生经济大恐慌就是因为没有设立防火墙。


    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制造业,在大海啸没有冲击之前为什么这样的不抗压,各位想想?所以我前面说了,第一,汇率的上升,第二成本的上升,第三劳动合同法,第四宏观调控,这四件事情和我现在讲的第五件事情相比它们的力量是非常小的,也就是在汇率、成本、劳合同法以及宏观调控的冲击下,我国制造业如此不抗压,为什么?这四项冲击远远比不上我刚才讲的大海啸。就算这四项小冲击,我们的制造业也抗不住,30%的企业倒闭,甚至到了年底有可能超过50%,我希望不会,政府应该出来救企业,我诚恳地希望不会到50%,但是请问这四项冲击为什么我们企业抗不住?因为,我们和欧美各国的企业相比,我们有一个天生的缺陷,那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制造业大国误导了我们的政府部门,你真的以为我们是制造业大国吗?你在媒体上所看到的都是什么样的?都是错的,你真的这样认为吗?真正的制造业大国是美国,才不是中国呢,我们是自己感觉良好。那么我们中国制造业目前在什么环境之下呢?我给你讲一句最形象的话,中国经济发展到最后中国取得了 GDP,美国取得了利润,也就是说我们制造业的格局就是创造的GDP,最后的利润全部被美国席卷,这句话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这么不抗压,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不但破坏环境、浪费资源,而且是整条产业链中价值最低的过程。


    我以芭比娃娃为例,我们广东东莞所生产的芭比娃娃卖到美国是9.9美元一个,接近10美元,请问10美元减掉1美元的9美元是如何创造出来的?那就是美国企业的灵魂,它透过6大块所创造出来,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定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创造出了9美元的产值,6大块加上中国一块的制造,叫做六加一的整个流程就是产业链,我们这么多年的经济成长,我们取得了整条产业链的“一”,而欧美各国掌控了整条产业链的“六”,这个价值是怎么回事儿?我们的制造业者在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工的基础上,我们每创造出一百万美元的产值,我们同时替美国创造出九百万美元的产值,我们辛辛苦苦创造出一亿美国的产值,我们同时替美国创造出9亿美元的产值。因此,中国越制造,美国越富裕,美国席卷了90%的价值。


    那么这一种生产模式叫做国际分工。而中国被分到了最差的一项,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工。我们现在常常以1.8万亿感到扬扬得意,你晓不晓得我们怎样创造出这样的成绩?我们掌控着10%的价值,我们创造出1.8万亿美元的外汇,也就是 1.8万亿除以10%等于18万亿,也就是我们出口制造业替全世界创造出18万亿的产值,我们只分到了1.8,其他的都是欧美的,你知道18万亿是什么概念呢?那就是在座的各位来宾和全中国的工人80年所加起来的工资的总和,这就是18万亿被国际分工席卷。


    所以我常讲,今天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和19世纪免费掠夺非洲差不多,当时非洲是0%,现在中国拿10%,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差别,至少非洲没有环境污染等的问题,我们的10%伴随着污染环境,浪费的资源以及被剥削的劳工,由于你是处在产业链的最底端。因此你特别抗压,因为真正掌控定价权的是整个产业链的六,一是不掌控定价权,所以你能不能想象,欧美各国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不但席卷的90%的利益,而且掌控着我们的定价权,我们不掌控。这就是为什么,创造了汇率,成本、劳动合同法以及宏观调控之后我们的企业必须全力承担这些成本,因为我们不掌控定价权,我们无法提升售价,各位都懂了吗?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的投资营销环境急速恶化,因为你不掌控定价权。


    到最后的结果,大家不想干了,不想干的结果就像你们一样炒股去了,还被套牢了,想想这都是错的,你看,美国,掌控着定价权,透过6+1的6席卷了90%的产值,这种情况,他们竟然发生了次贷危机,你能不能想象他们的防火墙一旦破裂以后,洪水将席卷90%的产值,想到了没有?我前面跟大家讲的就是说防火墙破裂之后会影响到这个行业、这个行业,现在我把这个数字告诉你,美国防火墙破裂的结果冲击到以美国为首的 90%的产值。然后再冲击到中国的10%的产值。


    我就是把第二段演讲的前半段全部给你量化。因此,美国、欧洲的做法三步骤:第一保护银行的债权,第二保护银行资本金,第三全部国有化,如果能够斩断工商链条的话,美国所创造的90%才能保存住。如果抗不住的话,全部席卷90%,只要冲击 90%,就同时冲击我们的10%。所以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金融危机的问题了。各位来宾都听懂了吗?


    那你可能问我了。那样我们这么多年的产业政策没有想到这个吗?我告诉你没有。我们这么多年的产业政策呼吁企业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呼吁企业品牌升级、呼吁企业产业升级,没错吧?我告诉你,都是错的,因为真正的竞争力来源于6+1的高效整合,我们应该用政府的力量让我们的企业做成6+1的高效整合才能掌控定价权。只有掌控定价权我们才有生存的机会。

    可是目前我们的制造业是大量的倒闭。那么请各位来宾想一想。像郎咸平这种水平都会看得明白的事,你们认为美国政府看不明白吗?你相不相信,美国政府的要员比我聪明得多得多,我已经够聪明得了,他们比我还聪明,当然你不一定相信,你说朗教授谦虚了,今天这个年头还能自认为自己不足的人太少了,中国人牛人太多,不知道还不行了,连我这种水平的人我都看得这么清楚,何况美国。


    这位女士说对了大量热钱进入中国,大量收购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中国的制造业1,美国的产业链是6,6不能没有“1”啊,听懂了没有?如果1崩溃的话,“6”也一定会崩溃,“6”一定有“1” 做基础,才能发展,如果我们不生产芭比娃娃卖给美国,它怎么能创造出6的产值呢?我再一次告诉我们的地方政府你们必须救自己。“1”最重要了。因为我们的 “1”正在被大量的收购,我觉得这位来宾比我聪明,他已经把我结论讲的差不多了。


    中国进出口总额的55%都是外资,中国高科技出口的 87%是外资,中国的汽车高端零配件90%是外资,中国你们吃的粮油85%是外资,中国山东、河北的几个粮食局已经被外资收购了,知道吗?中国的养猪的产业链某条产业链被收购了。这就是今天你所面临的格局,你知道这些数据吗?你可能都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你们从来不介意,我今天演讲的时间特别长,我已经把这些全部讲了,我们就算保有6+1的“1”,而且产值这么低的而且还是大量被收购的情况下,次贷危机的冲击还没有开始。


    可是这些现象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经济成长是靠着推动GDP所拉动,就是30%的部门透过钢筋水泥拉动的成长,70%都是过冷的制造业,这种特殊的二元经济 30%过热,70%过冷。经过了汇率、成本、劳动合同法以及宏观调控的冲击之下,过冷的制造业更冷,所面临的投资环境更加恶化。而过热的地方政府过热,我记得上一次去山西,有的人说你看我们的山西最近发展很好,我说中国的哪个地方发展不好,哪个官员一上任也是搞建设,推动GDP的工程建设,透过30%拉动 GDP这就是各级政府做的事。越这样做,越多的资源流入过热的部门,过冷的制造业为什么这么不抗压?原因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产业链的暂停时代。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控制着整条产业链的“6”的,我们在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动的基础上我们创造的“1”,更严重的是这样使得我国的制造业产生严重的生产过剩现象,而这个生产过剩现象透过美国这么多年的负债增长的形势全部被它吸收了,所以我们看起来是表面的繁荣,我们这么多的产品好像是更富裕了,那个制造,你已经跟次贷危机牢牢挂钩了,因为购买你产品的原因就是负债,我们是靠美国的负债支撑起我们的出口制造业使得我们过剩的产能透过美国消化掉,


    但是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得美国高负债的时代即将终结,你可以相信我。未来一定是负债比例大幅降低,因此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必定大幅降低,所以中国产能过剩的现实情况将会曝露无疑,这个时刻就是次贷危机防火墙爆炸的时候,不但冲击了美国所能够掌控的90%的产值,同时冲击到中国只有 10%的产值的过剩的出口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制造业。


    下一步是什么呢?我也不想讲了,因为你已经听懂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下一步是什么呢?再下一步是什么呢?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大家怎么都不吭气了,其实你们今天不应该来听我的演讲,不听的时候,模模糊糊过得挺好的,国家有吃有喝的,过得挺好的,一旦听懂以后再也睡不着了,相不相信我,你们每天晚上今天晚上都会看凤凰卫视,看美国的次贷危机,国有化会不会成功,一旦失败,朗教授告诉我们的最后一招,一旦国有化失败全盘崩溃,回去不要老是看《汉武大帝》什么的连续剧了,回去看看美国的国有化会不会成功。


    主持人:朗教授的演讲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我们在场的来宾向我们朗教授提问的时间,首先有请我们舞台左侧的朋友提问。


    搜房网:朗教授你好,我是搜房网的网友提问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说在当前的情况下,如何能让自己日子保持得好一点,甚至过得更好一点。


    朗教授:过得更好一点不可能的,不要过得更坏就不错了,我建议各位网友各位来宾,注意在这个时刻千万不要想赚多少钱,能够少赔多少钱是真的。这是我告诉你们的,如果你们想买外币保值的话,一定要买最保守外币,什么目的呢?不赚钱,也就是你买欧元一定要买等量的美元,保证不赚钱,也保证不亏钱,这是我给网友的建议。


    提问:我是烟台日报的传媒记者,我问一下,今天总体感觉世界一片黑暗,我们改革开放30年,次贷危机来了以后,会不会是辛辛苦苦30年,会不会一夜回到改革前。


    朗教授: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这个不是我造成的该黑暗就是黑暗,该乐观就是乐观,为什么你们来听我的演讲,为什么大家欢迎听我的演讲,我是讲实话的,有良知的学者我不想骗你们,如果你认为是悲观就是悲观,但是事实只有一个,我今天给你讲的是事实,只要你要怎么做,千万不要问我,该不该炒股,这个我是不回答的,你只要了解了我讲的所有故事,该有的事你自己做判断。


    提问:我记得第一次听您的课是在北京,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北京,出了三个,你错了,你错了,你还是错了,今天听得比较多的是你疯了,包括今天的主题,当时不是说您,我想说的是,因为在座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包括房地产的一些行业,如果您是生在烟台,在这个企业之中,根据你的大的形势恩,我觉得还是有机会,你刚才也提到乱世出英豪,我想提两个比较简单的,企业能否自救,下一步问题是如何自救。谢谢。


    朗教授:你的问题问得非常好,我想这样回答你,烟台,所受到的冲击远远小于广东、江浙。尤其是你们房地产价格是这个价位之下的话,你们所受到冲击也会远远小于温州等地,如果冲击不这么大的的话,制造业本身需要烟台市政府的大力救助。那么,我这个时刻,我认为一个比较有效的短期的办法,是我们的制造业目前千万谨慎小心,不要随意扩张产能,维持现状,继续改进你的效率,降低成本,同时更重要的是烟台的民营企业需要政府大力的救助,因为一切财富的基本来源来源于企业,一定是企业赚钱了,才会给员工更多的薪水,只有员工拿到更多的薪水,烟台才会更繁荣,大家不要只看GDP,如果烟台只是少数几个城市,首先放弃GDP 的理念,着重企业的利润的话,你就能排在名列前茅,就能更容易渡过难关,不要只看GDP,GDP不重要,政府能够把资源移到对企业的直接救助方面,这就是对企业最大的帮助,也就是对烟台市最好的建设,这个需要一个思维的转变,什么转变呢?你不要认为救助制造业是违反市场化行为,你想想我今天的演讲,国有化是目前全世界的潮流,我们如果能够未雨绸缪,透过政府的力量援助制造业渡过难关,将来烟台市一定能够更快上一个台阶。各位理解我意思吧?


    提问:最近我们注意到十七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好象是经过这样一个磨难以后,我们才认识到以前所谓的出口消费三辆马车的次序应该改改,改成拉动内需在前面,我们想听听朗教授对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怎样可以走出困境。谢谢。


    朗教授:大方向我们肯定是赞同的,但是你是提的什么内需?千万不要把国家的有限资源又拉到以GDP为主的资源,我们资源的是有限的,不要为了提升我们的 GDP又去大量建公路、桥梁又搞这个,最后是什么下场呢?就是把制造业的谨慎的资金投入到过热的部门,使得我们制造业更难,提升内需就是我们政府要学习欧美各国的做法,将大量资源投入到与民生相关的制造业跟服务业上,这才是我们未来该走的路,我认为最迫切的做法是利用政府的力量协助制造业从过热的部门转入过冷的部门,帮助制造业渡过难关。因为山东讲的是原则性的问题,我建议一个原则性的方法来回答你,我认为这是解决目前难题的方法,至于次贷危机的危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是坐以待毙。

    提问:目前很多的专家学者都在讲目前的经济状况下中国经济转型的很好的机会。


    朗教授:这是胡说八道。这些家伙站着说话不腰疼,不懂中国的经济,中国90%的制造业根本不可能转型,要转型就是破产,做陶瓷做肉干什么的的怎么可能转型,不在于转型而再在六加一,如果高价收购养猪行业有没有让养猪转型,那么多的外资收购我们粮油有没有改成高科技,他们收购粮油、都在做六加一的产业链的高效整合,我们传统行业没有错,升级是错的。你忘了养猪往哪里升?你讲,粮油怎么升级?要做什么呢?就在做这些公司收购我们传统制造业之后做的就是六加一高效整合而不是产业升级,理解我的意思吗?


    提问:中央在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有些扭转,如果将来有失去土地的农民会不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朗教授:我知道你要问的是什么,我不想说的,你要想到,一句话,如果我国的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制造业一旦受到金融海啸的冲击之后你想到下一步是什么?大量的失业,你只能是吸收农村人口,别的话我不讲了。


    提问:你一再强调国有化,我想问一下国有化和私有化的问题。


    朗教授:她问的问题是我们这么多年的改革是反潮流的,别人忙着退市我们忙着上市,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并不是说四年来都在国有化,全世界的金融机构都是私营的多,上市的多,这是为什么我们国家也走上这条路,只是今年的这两个礼拜开始变成国有化,我也相信这次演讲以后我们政府会有深刻的认识,重新做一个思考私有化不是目的,目的是如何保护金融体系的问题,私有化也好,国有化也好都不是问题,只要保持稳定才是最大的前提,我们过去的私有化是有问题,我们是以私有化而私有化,我们未来要为了维持金融稳定而实行国有化或者是私有化。欧美国家为什么要国有化并不是变成社会主义,他们注入最后一剂强心剂,就是提升信心,国有化不是目的,所以大家不要搞错了不要认为欧美在国有化。我们就呼吁政府国有化,我们今天呼吁政府一定要在维持金融稳定的前提下,产生各种有益的方案,达成金融稳定,维护老百姓的信心,目前欧美是国有化,中国最重要的是维持老百姓的信心,我们中国也要做这样的事,维持老百姓的信心,至于怎样做也是更要考虑的问题,理解我的问题吗?


    提问: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作为经济学家与我们普通老百姓提一点建议,现在的情况下,投资房产还是比较保值的吗?


    朗教授:房地产我这样讲好了,以亚洲各国为例,包括香港台湾韩国为例,房地产在足够长的时间下,包括十年到二十年以上,相对而言比股票市场更能够保值,这样波动是有的。我们现在会走上低谷也会,只要经济持续增长,情况会有所转换。你这样问的话,我相信回答是比较简单的,以台湾为例,台湾很富裕,原因和台湾老百姓都喜欢购买房屋有关系。举个例子,我们观察到广东的倒闭的企业会不会到台北,130亿美金,投入到台北干什么?买房子。陈水扁住的特区有一半是广东的台商买,有这种习惯,为什么这样的习惯呢?是台湾人致富的方法就是靠房地产。


    提问:你好,朗教授,我只是一个高二的学生,所以我的问题可能过于浅显,请您多多包涵,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你很有自信,而且你也很高的预见性,你今天分析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多么灰暗,我想你为什么不分析为什么会这样分析,为什么不从美国的整个经济体系的建立过程中,从一战开始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是怎样建立的,为什么不从根源上探讨?


    朗教授:应该从资本主义的本质开始,但是今天的时间不够。


    提问: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前一段有学者说我们当下是处在人口红利期,我们今天知道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当我们大学毕业以后,我们面临的问题将会更多,我们将面临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将要全部靠我们养活,以及到时候考大学将会更难,研究生会更多,以及就业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做怎样的准备,才能在将来更好解决我们的人生,更好渡过我们的人生坎坷。


    朗教授:你请坐,非常好,这位女同学,你高二是不是?你能问这么深刻的问题,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感到骄傲,我非常重视年轻人的问题,我才站起来回答你。因为她问的问题很深刻,我也希望我今天给你的回答能够改变你的一生,改变你的子女的一生,我非常严肃地站在这里,把你的两个问题做一个仔细的回答。我告诉各位我们的民族,我们这么多的年轻人都在学什么?讲一句难听的话,我们大学教育本身就是在摧残创造力。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培养解题高手,像你有这种思路的女孩,甚至老师不会喜欢你,我必须以对你的重视表达我对教育的立场。我们中国的教育目的是在干什么,目的就是在训练你成为解题高手,我告诉你A我期待你讲 B,我告诉你C我期待你讲D,这么多年来,不要说朗教授的答案争议性很大,可是我们的大学教育没有培养学生这种能力,没有学生认为说这一切搞的都是错的,为什么今天一开始我们告诉你我们的媒体做的都是错的,我告诉你我们要否定A,你问的问题都是错的,我凭什么按照你的意愿回答B,到最后大家认为我可能是一个低端,偏激,甚至是争议性大,到最后发现原来思考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这种错误并不是一个学者专家的错误而是整个教育体系出了严重的错误,你们的子女只要在读完本科的结果就会是这样的结果,你告诉他A就是A,不会怀疑A是错的或者是C的错的,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吗?我希望每位父母把我的话带回去给你的子女,怀疑告诉你的一切都是错的,只有这样才会培养你独立思考的创造力理解我意思吗?你问的我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重要,为什么按照我的思路讲,为什么不从y来讲,比如谈谈的原则,起源说不定这些才跟我们讲的有关,我可以讲,我在别的场合也说过,我讲了一句话,这是整个欧美国家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失望,这个话回答了你的问题,我从19世纪开始讲,我开玩笑说没有时间,但是我鼓励你这种说法,你高二学生没有听周杰伦的演唱会,你跑来听朗教授的演讲,这点我给里最高的崇敬。


    看到高中生一追逐明星我就不舒服,我可能是嫉妒吧,这句话我也送给各位家长,为什么中国科技大的少年班是失败的,因为他们选拔的尖子学生根本不是天才是解题高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培养不出真正的天才,真正的天才要像你这样问问题才能成为天才,永远怀疑A。第二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把她的问题重复一遍等她长大以后,等她毕业以后,她的曾祖父增父母搞不好没有死,曾祖母、爸爸妈妈,结婚以后对方的一家人他们两口子养这么多的老前辈,哪个时候怎么办?最糟糕的是什么你辛辛苦苦考完了大学以后,大学一毕业保证失业,养也养不起,如果这样发展的话,中国十年二十年会成为最贫穷的国家,像我们这样的老人很多了,像他这样的也是,万一她找不到事怎么办?各位来宾有没有想到这个的严重性?她找不到事怎么办?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要站起来回答你的问题,你已经帮我们所有的大学生问了朗教授一句话,我们为什么找不到事,我们连奉养父母的能力没有,我们为什么找不到事,因为产业政策都是错的,美国大学生比例这么高,我们如何搞教改,我们搞教改的原因是我们看到的美国的大学生这么多,我们误认为如果我们同样生产这么多的大学生就可以透过人力资本扩张像美国那样富裕,因为我们到处都是大学,最后发现今年培养出580万大专生,大部分找不到事。为什么?我有孙子了,我很关心这个事,我告诉你原因,那就是因为,真正需要大学生的是整条产业链中的“六”制造业这个“一”是不需要大学生的。理解了吗?那么你们问我了,难道搞教改的人不知道吗?我告诉你他就是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美国多学生比例这么高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掌控着整个产业链的“六”,而我们掌控的是“一”,制造业本身不太需要大学生,因此烟台很多的工厂从董事长到保安没有一个大学生,有些工厂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制造业不需要大学生,产品设计、零售规划、仓储物流这个需要大学生,可是我们都不掌控。都由谁掌控呢?由欧美各国掌控着。


    这样一来的话,你会知道为什么中国长此下去会成为最贫穷的国家,因为我们掌控了价值链中最不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掌控了6+1之后的“1”之后,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给你们一个最差的自然资源,挖光、用光的自然环境以及剥削的劳工给你们了,我们这一代是最对不起下一代了。这是我为什么站起来回答你的问题。


    主持人:我相信今天朗教授精彩的演讲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让我们站起来以最热烈的掌声欢送朗教授、感谢朗教授!

    盖茨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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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茨从微软退休到基金会上岗,带着他的数百亿身家。看了一下别人归纳他的名言,整体印象是,不快乐但可以成功,这个社会是一个需要努力挣扎才能活下去的世界。可以听他一句,不过,也可能,这些不是他真正想说的。

    ·生活是不公平的,要去适应它。

    ·不要指望任何人,生活还要自己来创造。

    ·这世界并不会在意你的自尊,这世界指望你在自我感觉良好之前先要有所成就。

    ·爱情比软件还要难开发!

    ·善待乏味的人,有可能到头来会为一个乏味的人工作。

    ·高中刚毕业你不会一年挣4万美元。你不会成为一个公司的副总裁,并拥有一装有电话的汽车,直到你将此职位和汽车都挣到手。

    ·永远不要在背后批评别人,尤其不能批评你的老板无知、刻薄和无能。

    ·生活不分学期。你并没有暑假可以休息,也没有几位雇主乐于帮助你发现自我。自已找时间做吧。

    ·未来要么电子商务要么无商可务。

    ·微软永远离破产只有18个月。

    JK 罗琳在哈佛的演讲

    一年一度哈佛毕业礼演讲,今年轮到罗琳阿姨。美国把毕业礼称为commencement,意味着新的开始。

    The Fringe Benefits of Failure, and the Importance of Imagin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Commencement Address

    J.K. Rowling  Copyright June 2008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President Faust, members of the Harvard Corporation and the Board of Overseers, members of the faculty, proud parents, and, above all, graduates,

    The first thing I would like to say is 'thank you.' Not only has Harvard given me an extraordinary honour, but the weeks of fear and nausea I've experienced at the thought of giving this commencement address have made me lose weight. A win-win situation! Now all I have to do is take deep breaths, squint at the red banners and fool myself into believing I am at the world's best-educated Harry Potter convention.

    Delivering a commencement address is a great responsibility; or so I thought until I cast my mind back to my own graduation. The commencement speaker that day was the distinguished British philosopher Baroness Mary Warnock. Reflecting on her speech has helped me enormously in writing this one, because it turns out that I can't remember a single word she said. This liberating discovery enables me to proceed without any fear that I might inadvertently influence you to abandon promising careers in business, law or politics for the giddy delights of becoming a gay wizard.

    You see? If all you remember in years to come is the 'gay wizard' joke, I've still come out ahead of Baroness Mary Warnock. Achievable goals: the first step towards personal improvement.

    Actually, I have wracked my mind and heart for what I ought to say to you today. I have asked myself what I wish I had known at my own graduation, and what important lessons I have learned in the 21 years that has expired between that day and this.

    I have come up with two answers. On this wonderful day when we are gathered together to celebrate your academic success, I have decided to talk to you about the benefits of failure. And as you stand on the threshold of what is sometimes called 'real life', I want to extol the crucial importance of imagination.

    These might seem quixotic or paradoxical choices, but please bear with me.

    Looking back at the 21-year-old that I was at graduation, is a slightly uncomfortable experience for the 42-year-old that she has become. Half my lifetime ago, I was striking an uneasy balance between the ambition I had for myself, and what those closest to me expected of me.

    I was convinced that the only thing I wanted to do, ever, was to write novels. However, my parents, both of whom came from impoverished backgrounds and neither of whom had been to college, took the view that my overactive imagination was an amusing personal quirk that could never pay a mortgage, or secure a pension.

    They had hoped that I would take a vocational degree; I wanted to study English Literature. A compromise was reached that in retrospect satisfied nobody, and I went up to study Modern Languages. Hardly had my parents' car rounded the corner at the end of the road than I ditched German and scuttled off down the Classics corridor.

    I cannot remember telling my parents that I was studying Classics; they might well have found out for the first time on graduation day. Of all subjects on this planet, I think they would have been hard put to name one less useful than Greek mythology when it came to securing the keys to an executive bathroom.

    I would like to make it clear, in parenthesis, that I do not blame my parents for their point of view. There is an expiry date on blaming your parents for steering you in the wrong direction; the moment you are old enough to take the wheel, responsibility lies with you. What is more, I cannot criticise my parents for hoping that I would never experience poverty. They had been poor themselves, and I have since been poor, and I quite agree with them that it is not an ennobling experience. Poverty entails fear, and stress, and sometimes depression; it means a thousand petty humiliations and hardships. Climbing out of poverty by your own efforts, that is indeed something on which to pride yourself, but poverty itself is romanticised only by fools.

    What I feared most for myself at your age was not poverty, but failure.

    At your age, in spite of a distinct lack of motivation at university, where I had spent far too long in the coffee bar writing stories, and far too little time at lectures, I had a knack for passing examinations, and that, for years, had been the measure of success in my life and that of my peers.

    I am not dull enough to suppose that because you are young, gifted and well-educated, you have never known hardship or heartbreak. Talent and intelligence never yet inoculated anyone against the caprice of the Fates, and I do not for a moment suppose that everyone here has enjoyed an existence of unruffled privilege and contentment.

    However, the fact that you are graduating from Harvard suggests that you are not very well-acquainted with failure. You might be driven by a fear of failure quite as much as a desire for success. Indeed, your conception of failure might not be too far from the average person's idea of success, so high have you already flown academically.

    Ultimately, we all have to decide for ourselves what constitutes failure, but the world is quite eager to give you a set of criteria if you let it. So I think it fair to say that by any conventional measure, a mere seven years after my graduation day, I had failed on an epic scale. An exceptionally short-lived marriage had imploded, and I was jobless, a lone parent, and as poor as it is possible to be in modern Britain, without being homeless. The fears my parents had had for me, and that I had had for myself, had both come to pass, and by every usual standard, I was the biggest failure I knew.

    Now, I am not going to stand here and tell you that failure is fun. That period of my life was a dark one, and I had no idea that there was going to be what the press has since represented as a kind of fairy tale resolution. I had no idea how far the tunnel extended, and for a long time, any light at the end of it was a hope rather than a reality.

    So why do I talk about the benefits of failure? Simply because failure meant a stripping away of the inessential. I stopped pretending to myself that I was anything other than what I was, and began to direct all my energy into finishing the only work that mattered to me. Had I really succeeded at anything else, I might never have found the determination to succeed in the one arena I believed I truly belonged. I was set free, because my greatest fear had already been realised, and I was still alive, and I still had a daughter whom I adored, and I had an old typewriter and a big idea. And so rock bottom became the solid foundation on which I rebuilt my life.

    You might never fail on the scale I did, but some failure in life is inevitable. It is impossible to live without failing at something, unless you live so cautiously that you might as well not have lived at all – in which case, you fail by default.

    Failure gave me an inner security that I had never attained by passing examinations. Failure taught me things about myself that I could have learned no other way. I discovered that I had a strong will, and more discipline than I had suspected; I also found out that I had friends whose value was truly above rubies.

    The knowledge that you have emerged wiser and stronger from setbacks means that you are, ever after, secure in your ability to survive. You will never truly know yourself, or the strength of your relationships, until both have been tested by adversity. Such knowledge is a true gift, for all that it is painfully won, and it has been worth more to me than any qualification I ever earned.

    Given a time machine or a Time Turner, I would tell my 21-year-old self that personal happiness lies in knowing that life is not a check-list of acquisition or achievement. Your qualifications, your CV, are not your life, though you will meet many people of my age and older who confuse the two. Life is difficult, and complicated, and beyond anyone's total control, and the humility to know that will enable you to survive its vicissitudes.

    You might think that I chose my second theme, the importance of imagination, because of the part it played in rebuilding my life, but that is not wholly so. Though I will defend the value of bedtime stories to my last gasp, I have learned to value imagination in a much broader sense. Imagination is not only the uniquely human capacity to envision that which is not, and therefore the fount of all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In its arguably most transformative and revelatory capacity, it is the power that enables us to empathise with humans whose experiences we have never shared.

    One of the greatest formative experiences of my life preceded Harry Potter, though it informed much of what I subsequently wrote in those books. This revelation came in the form of one of my earliest day jobs. Though I was sloping off to write stories during my lunch hours, I paid the rent in my early 20s by working in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at Amnesty International's headquarters in London.

    There in my little office I read hastily scribbled letters smuggled out of totalitarian regimes by men and women who were risking imprisonment to inform the outside world of what was happening to them. I saw photographs of those who had disappeared without trace, sent to Amnesty by their desperate families and friends. I read the testimony of torture victims and saw pictures of their injuries. I opened handwritten, eye-witness accounts of summary trials and executions, of kidnappings and rapes.

    Many of my co-workers were ex-political prisoners, people who had been displaced from their homes, or fled into exile, because they had the temerity to think independently of their government. Visitors to our office included those who had come to give information, or to try and find out what had happened to those they had been forced to leave behind.

    I shall never forget the African torture victim, a young man no older than I was at the time, who had become mentally ill after all he had endured in his homeland. He trembled uncontrollably as he spoke into a video camera about the brutality inflicted upon him. He was a foot taller than I was, and seemed as fragile as a child. I was given the job of escorting him to the Underground Station afterwards, and this man whose life had been shattered by cruelty took my hand with exquisite courtesy, and wished me future happiness.

    And as long as I live I shall remember walking along an empty corridor and suddenly hearing, from behind a closed door, a scream of pain and horror such as I have never heard since. The door opened, and the researcher poked out her head and told me to run and make a hot drink for the young man sitting with her. She had just given him the news that in retaliation for his own outspokenness against his country's regime, his mother had been seized and executed.

    Every day of my working week in my early 20s I was reminded how incredibly fortunate I was, to live in a country with a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where legal representation and a public trial were the rights of everyone.

    Every day, I saw more evidence about the evils humankind will inflict on their fellow humans, to gain or maintain power. I began to have nightmares, literal nightmares, about some of the things I saw, heard and read.

    And yet I also learned more about human goodness at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an I had ever known before.

    Amnesty mobilises thousands of people who have never been tortured or imprisoned for their beliefs to act on behalf of those who have. The power of human empathy, leading to collective action, saves lives, and frees prisoners. Ordinary people, whose personal well-being and security are assured, join together in huge numbers to save people they do not know, and will never meet. My small participation in that process was one of the most humbling and inspiring experiences of my life.

    Unlike any other creature on this planet, humans can learn and understand, without having experienced. They can think themselves into other people's minds, imagine themselves into other people's places.

    Of course, this is a power, like my brand of fictional magic, that is morally neutral. One might use such an ability to manipulate, or control, just as much as to understand or sympathise.

    And many prefer not to exercise their imaginations at all. They choose to remain comfortably within the bounds of their own experience, never troubling to wonder how it would feel to have been born other than they are. They can refuse to hear screams or to peer inside cages; they can close their minds and hearts to any suffering that does not touch them personally; they can refuse to know.

    I might be tempted to envy people who can live that way, except that I do not think they have any fewer nightmares than I do. Choosing to live in narrow spaces can lead to a form of mental agoraphobia, and that brings its own terrors. I think the wilfully unimaginative see more monsters. They are often more afraid.

    What is more, those who choose not to empathise may enable real monsters. For without ever committing an act of outright evil ourselves, we collude with it, through our own apathy.

    One of the many things I learned at the end of that Classics corridor down which I ventured at the age of 18, in search of something I could not then define, was this, written by the Greek author Plutarch: What we achieve inwardly will change outer reality.

    That is an astonishing statement and yet proven a thousand times every day of our lives. It expresses, in part, our inescapable connec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he fact that we touch other people's lives simply by existing.

    But how much more are you, Harvard graduates of 2008, likely to touch other people's lives? Your intelligence, your capacity for hard work, the education you have earned and received, give you unique status, and unique responsibilities. Even your nationality sets you apart. The great majority of you belong to the world's only remaining superpower. The way you vote, the way you live, the way you protest, the pressure you bring to bear on your government, has an impact way beyond your borders. That is your privilege, and your burden.

    If you choose to use your status and influence to raise your voice on behalf of those who have no voice; if you choose to identify not only with the powerful, but with the powerless; if you retain the ability to imagine yourself into the lives of those who do not have your advantages, then it will not only be your proud families who celebrate your existence, but thousands and millions of people whose reality you have helped transform for the better. We do not need magic to change the world, we carry all the power we need inside ourselves already: we have the power to imagine better.

    I am nearly finished. I have one last hope for you,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I already had at 21. The friends with whom I sat on graduation day have been my friends for life. They are my children's godparents, the people to whom I've been able to turn in times of trouble, friends who have been kind enough not to sue me when I've used their names for Death Eaters. At our graduation we were bound by enormous affection, by our shared experience of a time that could never come again, and, of course, by the knowledge that we held certain photographic evidence that would be exceptionally valuable if any of us ran for Prime Minister.

    So today, I can wish you nothing better than similar friendships. And tomorrow, I hope that even if you remember not a single word of mine, you remember those of Seneca, another of those old Romans I met when I fled down the Classics corridor, in retreat from career ladders, in search of ancient wisdom:

    As is a tale, so is life: not how long it is, but how good it is, is what matters.

    I wish you all very good lives.

    Thank you very much.

    槽边往事的翻译版:

    首先我想说的是“谢谢你们”。这不仅因为哈佛给了我非比寻常的荣誉,而且为了这几个礼拜以来,由于想到这次毕业典礼演说而产生的恐惧与恶心让我减肥成功。这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现在我需要做的就是一次深呼吸,眯着眼看着红色的横幅,然后欺骗自己,让自己相信正在参加世界上受到最好教育群体的哈立波特大会。

    做毕业典礼演说是一个重大的责任,我的思绪回到了自己的那次毕业典礼。那天的演讲者是一位英国的杰出哲学家 Baroness Marry Warnock. 对她演讲的回忆对我写这篇演讲稿帮助巨大,因为我发现她说的话我居然一个字都没有记住。这个发现让我释然,使我得以继续写完演讲稿,我不用再担心,那种想成为"gay wizard"(harry porter中的魔法大师)的眩晕的愉悦,可能会误导你们放弃在商业、法律、政治领域的大好前途。

    你们看,如果你们在若干年后能记住“gay wizard”这个笑话,我就比Barkoness Mary Warnock有进步了。 所以,设定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是个人进步的第一步。

    实际上,我已经绞尽脑汁、费劲心思去想今天我应该讲什么好。我问自己:我希望在自己毕业那天已经知道的是什么,而又有哪些重要的教训是我从那天开始到现在的21年间学会的。

    我想到了两个答案。在今天这个愉快的日子,我们聚在一起庆祝你们学习上的成功时,我决定和你们谈谈失败的收益。另外,当你们如今处于“现实生活”的入口处时,我想向你们颂扬想象力的重要性。

    我选择的这两个答案似乎如同歌德式幻想一样不切实际,或者显得荒谬,但是请容忍我讲下去。

    对于我这样一个已经42岁的人来说,回头看自己21岁毕业时的情景,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我的前半生之前,我一直在自己内心的追求与最亲近的人对我的要求之间进行不自在的抗争。

    我曾确信我自己唯一想做的事情是写小说。但是我的父母都来自贫穷的家庭,都没有上过大学,他们认为我的异常活跃的想象力只是滑稽的个人怪癖,并不能用来付抵押房产,或者确保得到退休金。

    他们希望我再去读个专业学位,而我想去攻读英国文学。最后,达成了一个双方都不甚满意的妥协:我改学外语。可是等到父母一走开,我立刻报名学习古典文学。

    我忘了自己是怎么把学古典文学的事情告诉父母的了,他们也可能是在我毕业那天才第一次发现。在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科目中,我想他们很难再发现一门比希腊神学更没用的课程了。

    我想顺带着说明,我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观点而抱怨他们。现在已经不是抱怨父母引导自己走错方向的时候了,如今的你们已经足够大来决定自己前进的路程,责任要靠自己承担。而且,我也不能批评我的父母,他们是希望我能摆脱贫穷。他们以前遭受了贫穷,我也曾经贫穷过,对于他们认为贫穷并不高尚的观点我也坚决同意。贫穷会引起恐惧、压力,有时候甚至是沮丧。这意味着小心眼、卑微和很多艰难困苦。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贫穷确实是件很值得自豪的事情,但只有傻瓜才对贫穷本身夸夸其谈。

    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最害怕的不是贫穷,而是失败。

    在你们这个年龄,尽管我明显缺少在大学学习的动力,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咖啡吧写故事,很少去听课,但是我知道通过考试的技巧,当然,这也是好多年来评价我,以及我同龄人是否成功的标准。

    我想说,并不是我太迟钝,我觉得你们还不曾知道什么是艰难困苦,或者什么是心碎的感觉,因为你们还年轻,而且天资聪明,受到良好教育。但是天赋和智商还未能使任何人免于命运无常的折磨,我从来不认为这里的每个人已经享有平静的恩典和满足。

    然而,你们能从哈佛毕业这个现实表明,你们对失败还不是很熟悉,对于失败的恐惧与对于成功的渴望可能对你们有相同的驱动力。确实,你们对于失败的概念可能与普通人的成功差不了太多。你们在学习这方面已经站得相当高了!

    当然,最终我们所有人不得不为自己决定什么是失败的组成元素,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世界很愿意给你一堆的标准。基于任何一种传统标准,我可以说,仅仅在我毕业7年后,我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失败。我突然间结束了一段短暂的婚姻,失去了工作。作为一个单身妈妈,而且在这个现代化的英国,除了不是无家可归,你可以说我有多穷就有多穷。我父母对于我的担心,以及我对自己的担心都成了现实,从任何一个通常的标准来看,这是我知道的最大失败。

    现在,我不会站在这里和你们说失败很好玩。我生命的那段时间非常的灰暗,那时我还不知道我的书会被新闻界认为是神话故事的革命,我也不知道这段灰暗的日子要持续多久。那时候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任何出现的光芒只是希望而不是现实。

    那么我为什么还要谈论失败的收益呢?仅仅是因为失败意味着和非我的脱离,失败后我找到了自我,不再装成另外的形象,我开始把我所有的精力仅仅放在我关心的工作上。如果我在其他方面成功过,我可能就不会具备要求在自己领域内获得成功的决心。我变得自在,因为我已经经历过最大的恐惧。而且我还活着,我有一个值得我自豪的女儿,我有一个陈旧的打字机和很不错的写作灵感。我在失败堆积而成的硬石般的基础上开始重筑我的人生。

    你们可能不会经历像我那么大的失败,但生活中面临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永远不失败是不可能,除非你活得过于谨慎,这样倒还不如根本就没有在世上生活过,因为你从一开始就失败了。

    失败给了我内心的安宁,这种安宁是顺利通过测验考试获得不了的。失败让我认识自己,这些是没法从其他地方学到的。我发现自己有坚强的意志,而且,自我控制能力比自己猜想的还要强,我也发现自己拥有比红宝石更真的朋友。

    从挫折中获得的知识越充满智慧、越有力,你在以后的生存中则越安全。除非遭受磨难,你们不会真正认识自己,也没法知道你们之间关系有多铁。这些知识才是真正的礼物,他们比我曾经获得的任何资格证书更为珍贵,因为这些是我经历过痛苦后才获得的。

    如果给我一个时间机器,我会告诉21岁的自己,个人的幸福建立在自己能够认识到:生活不是拥有的物品与成就的清单。虽然你们会碰到很多和你们一样大或年长的人分不清楚生活与清单的区别,但你们的资格证书、简历,都不能等价于你们的生活。生活是困难的,也是复杂的,它完全超出任何人的控制,谦虚的认识到这些能使你们在生命的沉浮中得以顺利生存。

    你们可能认为我选择想象力作为第二个演讲主题是因为它在重筑我人生的过程中起了作用,但这不是全部原因。虽然我会不遗余力地为床边故事的价值做辩护,但我已学会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评价想象力的价值。想象力不仅是一种能促使人类预想不存在事物的独特能力,从而成为所有发明和创新的源泉;从想象力或许是最具改革性和启示作用的能力这点讲,它更是一种能使我们同没有分享过他们经历的人产生共鸣的力量。

    我最伟大的生活经历之一发生在写《哈利波特》前,当然我在后来书中写的很多东西与这个经历有关。这个启示来源于我最早期工作之一。我在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总部的研究部门工作,虽然我在中饭的时间逃出来写小说,但我需要这份工作来支付我20多岁时的房租。(注:国际特赦组织是一个全球性的志愿组织,致力于为释放由于信仰而被监禁的人以及给他们的家庭发放救济等方面的工作。)

    在那儿我的狭小的工作室内,我匆忙得读着从各地集权政权内传出来的潦草信件,这些信件是那些冒着进监狱风险而向外传播发生在他们身上惨剧的人偷运出来。我看到了无影无踪就消失的人的相片,这些相片是家里人或朋友送来的。我读着被酷刑折磨的受害者的证据和他们受伤的照片;我打开手写的,目击者对审讯和处决的摘要记录,以及对绑架和强奸的叙述。

    我的许多同事以前是政治犯人,他们因为勇于不附和政府而独立思考,以致被赶出自己的家,或者被放逐。来拜访我们办公室的人包括那些传递消息的,或者尝试弄清楚那些被迫离开的人身后的真相。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非洲来的被酷刑折磨的受害者,他是一个和我那时候年龄相仿的年轻男子,但在他家乡经受过的拷打后,他已经有了精神病。当他向录像机讲述强加在他身上的暴行时,他无法控制地发抖。他比我高一英尺,但像一个小孩一样脆弱。后来我的工作是护送他去地下站,这个整个生活被野蛮摧毁的男子礼貌地握着我的手,祝福我一生幸福。

    只要我活着,我就能记住我沿着一个空旷的走廊走,突然从后面关闭的一扇门传来我从没听到过的充满痛苦和恐怖的尖叫。门打开了,有个研究人员探出头,让我快点跑去弄点热饮料给坐在她旁边的那个年轻男子。原来,她刚告诉那个男子,为了报复他对他国家的政权做了公开的反对演讲,他的妈妈被抓住、处决了。

    在我20多岁时工作的每一天,我提醒我自己我是多么的幸运啊,能生活在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的国家,在这里合法的陈述和公共审判是每一个人的权利。

    每一天,我看到更多的证据,证明邪恶的人类为了获得、维持权利而加害与他们同样的人类。我开始为这些我看到的、听到的、读到的东西做恶梦,是文字恶梦。

    然而,我也在国际特赦组织学到了比我以前知道的更多的人类善良的一面。

    国际特赦组织动员了数千位没有因为信仰问题而被拷问或入狱的人,让他们来代表那些经历过这些的人行动起来。人类的同理心具有能引导集体行动的力量,这种力量能拯救生命,让囚徒获得自由。在这种活动中,那些拥有受到保护的个人福址和安全的普通人聚在了一起,来拯救他们不认识、也永远不会见面的人。我在这个过程中小小的参与是我生命中最卑微,也是最令人振奋的经历之一。

    人类和在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生物不同,人类能够在没有自我经历的情况下学习和理解。他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思他人所思,想他人所想。

    当然,这是一种力量,如同我虚构的魔法,这种力量是道德中立的。有人可能常运用这种能力去操作和控制,就像用于理解和同情一样。

    而且,许多人根本不喜欢训练他们的想象力。他们宁愿在自己的经验范围内维持舒适的状态,也不愿麻烦地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他们不是现在的自己,那么应该是什么感觉呢?他们拒绝听到尖叫,拒绝关注囚牢,他们可以对任何与他们自身无关的苦难关上思维与心灵的大门,他们可以拒绝知道这些。

    我可能会羡慕那些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但我不认为他们的噩梦比我少。选择在狭小的空间生活会导致精神上的恐旷症(对于陌生人、事物的恐惧),而且会带来它自身形成的恐怖。我想那些任性固执的缺乏想象力的人会看到更多的怪物,他们常常更容易感到害怕。

    甚至于,那些选择不去想他人所想的人可能激活真正的恶魔。因为,虽然我们没有亲手犯下那些昭然若揭的恶行,我们却以冷漠的方式和邪恶在串谋。

    我在那个经典走廊(harry potter书内的一个地点?)的末端学到的,也是我18岁时在那冒险搜寻但不知道怎么定义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如古希腊作家普卢塔克所写的:“我们对内在修养的追求将会改变外在现实。”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说法,然而它在我们生命中每一天会被证明一千多次。这句话部分地说明了我们和外部世界不可分离的联系,我们只能通过生命存在来接触别人生命的事实。

    但是你们,2008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们,到底有多么得愿意来感受他人的生命呢?你们对付困难工作的智慧与能力,你们赢得和接受的教育,给了你们独特的地位和责任。甚至你们的国籍也使你们与众不同。你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属于这个世界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你们投票、生活、抗议的方式,你们给政府施加的压力,会产生超越国界的影响。那是你们的特权,更是你们的负担。

    如果你们选择用你们的地位和影响力来为没法发出声音的人说话;如果你们选择不仅认同有权的强势群体,也认同无权的弱势群体;如果你们保留你们的能力,用来想象那些没有你们这些优势的人的现实生活,那么不仅是你们的家庭为你们的存在而感到自豪,为你们庆祝,而且那些因为你们的帮助而生活得更好的数以千万计的人,会一起来为你们祝贺。我们不需要魔法来改变世界,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内心拥有了足够的力量:那就是把世界想象成更好的力量。

    在我的演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对大家还有最后一个希望,这是我在自己21岁时就明白的道理。毕业那天和我坐在一起的朋友后来成了我终生的朋友。他们是我孩子的教父母;他们是我碰到麻烦时能求助的人;他们是非常友善的,不会为了我在死亡复活节那天用他们名字而控告我的朋友。在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沉浸在巨大的情感冲击中;我们沉浸于这段永不能重现的共同时光内;当然,如果我们中的某个人将来成为国家首相,我们也沉浸于能拥有极其有价值的相片作为证据的兴奋中。

    所以今天,我最希望你们能拥有同样的友情。到了明天,我希望即使你们不记得我说过的任何一个字,但能记住塞内加,我在逃离那个走廊,回想进步的阶梯,寻找古人智慧时碰到的另一个古罗马哲学家,说过的一句话:“生活如同小说,要紧的不是它有多长,而在于它有多好。”

    我祝愿你们都有幸福的生活。

    谢谢大家。

    徐刚: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新周刊)

     

    总编手记:

      在张海儿的镜头里,徐刚以“森林之王”的愤怒和威严,捍卫着身后的绿色。

      徐刚今年63岁。他已经为脚下的大地和山水奔走,呼号,写作了21年。

      震后第4天,徐刚从青海赶回北京和我们聊了3个小时。

      我听到的是四个字:危情中国。

      哀悼日当天早8点,徐刚给我电话告知他即将赶去灾区。

      他说,记录这场空前的灾难,他责无旁贷。

      在灾难当中体现出来的,正是我们近些年来错失的。

      封新城:地震后很多媒体都在找你吧?

      徐刚:很多!但你们是我唯一接受的一家。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说些相同的话,我觉得有些话我也不想多说了;第二,在这样一种等于是国难当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把一些批评性的意见放在第二个层次;有的媒体,特别是境外的媒体,希望我谈什么中国对环境的不重视呀,水库的过度开发呀——当然这些都是问题,但我认为,我们现在首先要去谈的,是怎么样去面对!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四个字:震撼中国!中国这次除了东北等少数几个地方,都感觉到了震动。“震撼中国”给我们带来灾难,给我们带来最痛苦的、最无法弥补的人员的死亡,特别是那些孩子的死。我们现在看见的景象,就是整个中国从上到下,都动员起来了,包括海外,包括港澳。中国人,中华民族,在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团结,那种互助,那种民族精神,真是可歌可泣!不止一次,我们往上追溯,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八年抗战,我们也是挺过来了。从这点延伸来说,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在灾难时刻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也震撼了世界。

      封新城:传媒这次的表现你观察到了吗?

      徐刚:传媒这次的表现我认为不错,特别是中央电视台!我当时在青海看不到什么报纸,回来以后我把这几天的报纸狂翻了个遍。传媒这一次表现出来的敏感性以及这种采访的深入,我觉得都是前所未有的。

      封新城:这次,境内的电视台,把境外的干掉了。

      徐刚:对!干掉了!你想的和我想到的一模一样!因为中央台这次再做不好,用我的话说,就是,他做好是应该的,他做不好是不应该的!

      封新城:我还有一些心得,就是到现在为止,90多个小时,一直在直播这场灾难的抢救过程,这个过程让我感受到:第一是生命教育,你能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生命的宝贵;第二是灾难教育,就是我们和自然的基本关系;第三是爱国教育,所有的豪言壮语和连篇的理论,都不如这样一个直观带来的凝聚力和归宿感;第四是传媒教育,它告诉我们传媒本来是什么,传媒应该干什么。

      徐刚:我觉得你说得很好。生命教育我们还可以提到一个高度,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这也是最让我感动的。胡锦涛温家宝说,救人是第一位的,有1%的希望,我们就要付出100%的努力!我被感动了!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说的;包括胡锦涛的第一时间开会,温家宝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是一种对人的生命权利的尊重!在人权方面,我们一直被西方批评,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在进步!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一点!这次四川大地震,首先就是要救人救孩子。这种对生命的关爱,我们是通过一个巨大的悲剧,一个巨大的灾难被提升了。这样的提升,将会深刻地烙印在我们整个民族的心里。我还想说,灾难的教育,是对人类最深刻的教育。人类有时候很麻烦的,没有灾难的时候是非常顽固的,这里我指的是每一个人。我们现在富起来了,我们要挣钱,我们要享受;我们天天想着买房子,看房价、炒股票,看股票红的就高兴,绿的就恨不得跳楼;那个时候我们想不到生命本质的意义是什么,而且人与人之间是缺乏关心的——冷漠!人情的冷漠!人性的冷漠!但是在灾难面前,大家站在一起,你姓什么都没关系。所以我觉得在灾难当中体现了的这些东西,正是我们近些年来错失的东西。但是我又很担心:我们现在的心情再难过,我们又会很快遗忘掉。

      一条不再泛滥的黄河,一条断流的和将要断流的黄河比泛滥的黄河还要可怕!

      封新城: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中国人的忘性是很大的,是很健忘的。

      徐刚:这个是很可怕的!也因此可以这样说,自然界,我们的天和地,知道我们的忘性很大,所以在冰雪灾害不久,又一次提醒我们。这个提醒我认为是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生活方式!

      这个地球——我们不说地球了,中国这个环境,我们的土地容量到底有多少?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最多人口是多少?最多容量是多少?有人说16亿,有人说20亿;还有,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我们还能盖多少楼盘?我们还能挖多少矿山?我真的希望有科学家能告诉我!要做一个科学的判断,判断还能做多少大坝?还能做多少水电站?我们还有多少河流可以污染?我觉得这些问题是这次地震灾害以后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岷江流域建设的水电站,简直是数不胜数!我们在修建都江堰上游的紫坪铺水库时,就曾经发生过泥石流和塌方,但我们还是在建!而且其他的开发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些资料你们随时都可以查到,在岷江流域有个铜都电站,那里的水从20米粗的钢管引到电站,岷江就变成了一根钢管了!岷江原来是奔腾不息的啊!它的水量多大啊!曾经被认为是长江的上游和源头啊!但岷江实际上是一条正在衰败的河流——我不愿意用“死去”两个字来说,我真的于心不忍!整个中国,我们的水库,有一个新的名词,这个在老百姓之中还知道得不多,就是“病险水库”——生病的,带着危险的水库3万多个,超过了我们总水库的1/3!

      我们要想想,天府之国,它的一部分,是怎么成为废墟的?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所有的建设,比如说水电站的建设直接地诱发了这次地震;我们不能这样说,因为缺乏科学的根据。我们要肯定的一点就是这种无序的,过度的开发,包括水电开发,对我们大地的地质结构是肯定会产生影响的!在《江河水》节目里我说,让江河成为江河!我们的江河被太多的大坝拦截了,我们的江河水太多地被存储在水库里了!你再也不用担心黄河会泛滥了,黄河现在每年的减流量,装在水库里还不够。因此我认为,一条不再泛滥的黄河,一条断流的和将要断流的黄河比泛滥的黄河还要可怕!这意味着这条河将要失去生命!让江河成为江河,就是要让大部分的水恢复生态;它是自然的、流动的,至少在长江黄河和几个主要的支流上。可我们绝对做不到。为什么?因为电的需求。这种需求的必要性被夸大了!实际上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说的——中国自1949年以来,经历了3次人为的、最大的环境破坏:一次是砍树,第二是占用耕地。前两年,更是到了最疯狂的程度!近20年,我们占用的耕地是1亿亩,这是报纸公开报道的;我们有9000万农民是没有土地的;第三,就是缺水。这里面的要害是什么?就是《南方周末》去年说的,利益集团!实际上就是权力和利益集团结合所致的。这是最可怕的,彻底破坏了我们生存发展的根基。

      封新城:可不可以这么说,这么多年来,您一直是环境恶劣的警告者,那么这次灾难是不是带有某种报应色彩?您的警告应验了。是这样吗?

      徐刚:我不想这样说,但其实我同意你这个说法。我们从大的范围来说,这就是大自然的报复。但是我还是要强调:我们不要仅仅说这次地震——地震确实有它的不可测性,我们不要强求我们的国家地震局,他做不到,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但是有一种说法,上海《新民晚报》说,我们在地震的预测上,是不是过多地依赖了科技手段?过去我们测地震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看异象,各种各样的异象。在地震前没几天,就在离绵竹附近,几十万的蟾蜍迁移,电视台也报道了。绵竹附近的农民都吓坏了,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

      封新城:但这被当成趣闻来报道了。

      徐刚:可当地的林业局认为,这是我们生态环境改变的标志。

      封新城:这还是专家说的。

      张海儿: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看过一个国家拍摄的科教片,看如何观察这些动物,当时是作为一种全民的普及教育。

      封新城:我们用了一个名词叫:自然信息。从对自然信息的感知能力来说,似乎中国人正在丧失,或者说由于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没有这种能力了。

      徐刚:7.8级的地震,它总有个酝酿过程的。为什么我们古人总是在看异象——看天上,看地上的动物,看地表水?不久前,一个大水塘,突然之间它的水没了,全干了,这难道不是一种灾变的迹象吗?但我们只相信机器,看数据。我相信这次地震局是忠于职守的,这没问题。但你们刚才说的那种观察能力,那种感知能力,丧失了,没有了;这还是说我们对天地,对大自然,有没有敬畏之心!归根结底还是这个!如果我们有敬畏之心,天上地下水下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想想,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古人是专门有一批人干这个的,专门有观天的官员;还有像阴阳、八卦、易经这些,我们都丢掉了!我们把传统文化丢了;《易经》,是我们说的五经之首,都丢掉了。这次地震如果说要引发一个话题的话,就是这种灾难的出现,是和很多东西都有关系的——首先,它在一个地震的断裂带上,在这个地震带的土地上,我们进行多少开发它是能够承受的?这个数据我们从来不知道;如果我们知道这是一条地震带,我们要想办法去保护它——就像我们人身上,这只手有毛病,我就要保护它,对不对?要使劲的话我就用另一只手,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啊!但是我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大坝上的中国”!

      张海儿:这个时候人要有敬畏之情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无法证明这次地震是否由于建了某几座电站而引发;但是你有没有敬畏之心?你有没有节制?这是非常重要的。

      封新城:刚才谈的就是我们的不节制。

      张海儿:对,就是在这样的消费主义之下,毫无节制。

      徐刚:去年我在凤凰的《世纪大讲堂》里,我用了一个标题,叫《大坝上的中国》。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大坝上的中国”!而我认为,我们应该要成为“大地上的中国”!我们要和大地建立一种互相敬重、互相倾听、互相怜惜的这样一种关系。只有这样,大地的根基才是稳固的。现在那么多大坝,尤其是三峡,三峡往上游,那些正在建的工程,什么溪洛渡啊、虎跳峡那几个工程加起来是几个三峡。这些大坝,人造的大坝,你总是有裂缝的!这是我的原话,这句话我敢跟任何人辩论!三峡大坝有多少裂缝?从来没有人提过。其实小小的裂缝,不知道有多少。当然这个小小的裂缝在工程学上是可以不计较的;但是我们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个小小的裂缝就是个现实,就是告诉你人造的东西是不可靠的。好了,三峡,我们不谈了,因为它已经造好了;已经造好了你怎么办?我反对也没有用,我去把它扒掉?我扒不了!那么,我们只能希望这个工程真正能一千年,五百年都安然无恙,不然的话这个灾难更大呀!三峡以后我们是不是要吸取教训呢?我们不要这样做了吗?不是!自三峡以后,水电开发步伐更狠、更快了!圈水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说心里话,这是我最担心的。

      说到这里,这次地震灾害以后,给我的启示,我晚上都惊醒啊,我睡不着!我特别担心两个事:第一,自然灾害的高发期。它是一个单独的事情吗?它是一个有连贯的事情吗?我不是自然科学家,我不知道。我只能这样去想。我担心,我们会进入一个自然灾害的高发期;第二,我们还会进入一个环境灾难的高发期。环境灾难主要是水的污染——没有一条河流是没被污染的。我在《江河水》里说,我们最富裕的地方——江南、浙江,地表水全是黑的、臭的!但是,江南、江苏、浙江很富裕,很有钱!很有钱有什么用呢?你地表水都完蛋了!所有沿岸的城市都向长江要水,包括太湖脏了,也从长江里弄水。长江给我们带来了那么伟大的贡献,它得益于两条:第一,它的来水量大,它远远超过黄河;第二,它流速快,哗!落差大!三个台阶下来,落差是几千米呀!这个落差是什么?落差就是它前进的动力,它的动力不是用机器实现的,是用落差来实现的。一个大流量的长江和一个大落差的长江,在流动的过程中它会实现一个最伟大的功能——自净!但是,这两条现在都没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大坝太多了!水库太多了!而且源头,我们的江河源头也起了变化,冰川过早地消融了,往后退,雪线在往上升。唉呀!所以我想说,不知道还有多少危机在等着我们!假如我们不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假如我们的整个社会不改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那么我们面对的将是一连串的我们无法背负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也就是生存危机,也就是生命危机!

      封新城:但是,要改变,您的观察乐观吗?

      张海儿:我觉得即使从全球来说也不一定很乐观。

      封新城:换句话讲,掠夺还会继续,对吧?这个世界一切都在物化,所谓成功表现为有房子,有车,有大鱼大肉吃,有派对开,对吧?就是这种生活方式你看不到那种乐观的改变的可能性。

      徐刚:可以这样说。但逐步的改变,是可能的;而且我们有了这样的先例——比如说,北京这些年来的沙尘暴,比以前少了,这为什么呢?这得益于内蒙古高原生态环境的改变。当年朱榕基总理定出来的方针,就是禁伐天然林和退耕还林的方针。这对挽救我们国家的生态环境,尤其是自然植被,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些方面,有些地方,是有进步的,是有改变的。我觉得像我这样一个以真实为生命的人,一个作家,我觉得我的客观、公正非常重要。

      张海儿:徐老师您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吗?至少在这方面。

      徐刚:我不是!我不是!要改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仅仅靠这些举措是不够的,要改变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政策呀!咱们都知道,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尽管我们想这样做,而且我们有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就是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但是这些东西据我知道,它还只是一句口号。一说和谐社会,所有城市的标语都是这个,对吧?这次我在合肥做《江河水》,到处都是“和谐合肥”,和谐这个区和谐那个区,但是合肥却在干一件什么事情呢?合肥正在膨胀,城市扩大化,根本不顾、不管巢湖的污染,到处都在挖,但它贴的标语都是“和谐社会”。要把口号挂在墙头是很容易的,但是把口号变成行动,很难。我不知道这个过程还要走多长时间,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一件最简单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到——就是洗手的时候,水龙头一开,然后关掉,再擦肥皂,然后再开;就这么简单,太多人做不到。我也是,很多次也忘了,一忘就恨不得打自己耳光。生活方式就是这么简单的一点点事情,更不用说你刚才说的吃得好穿得好,有PARTY等等。物质的诱惑真是太可怕了!物质正在挤压我们的思想,物质正在侵蚀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最美好的那些东西——比如说,阴阳学说;比如说,勤俭节约:等等等等。你勤俭节约了,这消费怎么上得去啊?但是人类不管怎么样,如果人类想维持下去,想持续下去,人类最后只有回到这条路上。这是我的看法。什么时候能回去?我不知道。

      封新城:人类在不归路上吧?

      张海儿:我有时候会有一种很恶意的想法,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做了这么伤天害理的事,确实应该受到某种毁灭性的惩罚;比如说大熊猫这个事我觉得,这些用人工的方式让大熊猫这样的存活下来,当然我内心里也很高兴;但有时我不无恶意地在想,如果这些大熊猫在五年内要完蛋,那么就让它们完蛋吧——如果人还不能从这里面感觉到任何罪恶感的话,那么不仅是熊猫这个事,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完蛋。

      徐刚:很多读者和朋友看了我写的东西,都说我很悲观。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我就是希望我们能延续得更长一点,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孩子;同时我也确实希望我们在环境意识上、生命意识上有所改变。但是,谈何容易啊!我悲观,但我并不绝望,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我们总要想办法找一个光明的尾巴。有些东西,说出来,是很令人难过的——比如院士潘家(王+争)在一本书里就说:万里长江滚滚流,流的都是煤和油。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拿这个水发电,这个水就这么流掉了,多浪费啊,多可惜啊。实际上我们这样一些院士,这样一些权威,连最基本的,就是这条长江孕育了我们几千年,还将养育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他们连这一点都没看到!假如我们的水利,我们的建设还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往下走,那真是太危险了!我在最近的一本书《大山水》里公开地提出了两个人,一个是何祚庥,“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一个就是潘家(王+争),“万里长江滚滚流,流的都是煤和油”。我就专门和他们谈这个水和水坝的问题。

      张海儿:很典型的大工业时代那种思路。

      封新城:我是这么觉得的:西方也走过同样的路,但我们总是把它走得更极端。

      徐刚:说我们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先污染后治理!但我们还在说不走——你为什么就不能面对现实呢?我们不往下再走就是好的了,那对中华民族就是一种幸运了。实际上我们走的就是西方工业化的老路。在你们南方,那种化学工厂,去年我看了以后我真是惊心动魄!广东,在这样一个繁荣、富饶的掩盖之下,实际上有很多的问题。东莞,我今天说一句话,你们可以当做戏言,而且我不希望我的话能成为现实——东莞的生态环境,迟早成为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水。包括这次安徽的手足口病,按照我的判断,是水的问题。这个水是从河南周口过来的,周口有个什么呢?有个周口味精厂,是亚洲最大的味精厂。大量的污水出来。一般的肠道病,都是水出了问题。你想想看,我们什么时候离得开水?没有油了,我可以不开车,买自行车,没有水你怎么办?

    我希望我的预言是错的

      封新城:徐老师下一步会做什么?

      徐刚:唉……下一步——我是真的走在不归路上了。我还在写这些东西,比如说我的《三江源》。从环境到文化,三江源都是我们的源头所在。我其实是很悲观的人,可以说就是因为悲观我才写。我不是写了一天两天了,我是写了二十年;从黑发写到白发,从一个青壮年写到一个老头子。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种的体会,其中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水!粮食!水是从江河里来的,粮食是从土地里来的。但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水和粮食却被我们忽略了!现在,我们认为钱是最宝贵的!问中国人缺什么?他不会认为缺水,他会认为缺钱!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这样想。唉呀……今年的粮食问题又出来了!实际上在十几年前,我就写了《五谷杂粮》,我希望我们的社会要注意我们的粮食,到最后你没有饭吃是最可怕的!1995年,我的一本书《中国的另一种危机》,有句话就是“中国,你要小心翼翼地接近辉煌”。这句话我送给你,送给你们《新周刊》——没有一个民族不希望自己强大,没有一个国家不希望自己成为大国、强国,我觉得我们的这几个愿望都是合理的,但是我们要小心翼翼地接近辉煌;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对环境的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度,不可能一点没有,这叫小心翼翼。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些年来一些乐观的气氛——啊!我们是大国了,我们的经济是第几位第几位了,我们是一片崛起的欢呼声。你们在我的文章里看不到“崛起”这两个字。我知道中国大地上如果有最伟大的崛起,就是青藏高原的崛起!这是地球在有了南极和北极以后出现的第三极。这个第三极实际上是有象征意义的——如果我们承认有造物主,那么就是造物主在提醒人类:你们要有高度!这个高度就恰恰在中国的大地上!我认为我们不要轻言崛起。西方,崛起意味着什么?靠的都是侵略和掠夺。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最需要的是文化的复兴!只有这个复兴,让我们相对于过去的东亚病夫,变得更强大了;而这个强大的本质要变,就是要健康,而且是心智的健康。这次灾难过后,我们一定要有一次反思,这次反思是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的反思——我们到底怎么样去面对一个纷繁的、浮躁的世界?中国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无论如何,我们生活在这个自然上,我们和我们子孙后代的命运都在这个上面,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些对子孙后代有益的事情,发出一点对子孙后代可能有利的声音。

      我这个人一直都有灾难的阴影。我又不能像预言家一样说要地震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水的灾难,环境破坏的灾难一直在我脑海里;当然我不希望它会出现,包括我说沙尘暴还要来。我希望我的预言是错误的。

    听听伟仔的话

    有天分的人赢了时间,没天分的人输了时间,他们需要较长的时间去琢磨和感受。
    ——————有道理,我需要很多的时间。
     
    要是对手怕NG,那我梁朝伟NG给他看好了。拍戏多么好玩,生命是没有NG的,演戏有啊。
    他的NG哲学蛮有道理:“别当刚才那个很好,应觉得下一个会更好。有些演员NG得多便做得油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在感受,而是在回忆方才的感觉,那当然不会好,要是导演要我做得十足似方才那样,我会说不行,我不是倒模人,做月饼呀?”
    ——————这么一说,我有一点点明白,回忆和感受是不同的,当下的感觉要重于过去的感觉。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多开放点心态找感受。
     
    周润发叫伟仔拍完戏便别再跟圈子内的人联络,伟仔觉得有道理:“要是老跟同组人联络,那才糟糕。戏中的家庭是假的,爱人是假的,但我的感情是真的啊,所以戏拍完了便算,别再去想。”
    ——————再会演戏的人,也害怕戏假情真啊。
     
    “从来没想过要子女。我已经要照顾这么多人了,妈妈、妹妹、嘉玲,我不能再照顾更多人了。嘉玲有一点点事我已经那么担心,小狗死了我都那么伤心,子女有事我怎么办?”
    ——————想起MiaoMiao说的,拥有前必先懂得失去怎办。父母比子女的责任更大。
     
    “人生太短了,我不是很进取的啊,看书看海看云又是一天,人家认为我神经病,但是,云多好看啊,水多好看啊。叫我一年拍八部戏我一定不肯,准备得不好必定做得不好。我又不喜欢赌,一千三百万跟二千一百万相差多少啊?数字而已。”  
    ——————看云多好,看水多好。不过啊,还是要先有个一千三百万再说,嘿嘿。
     
    “我不会让你知道我下一回是怎样的。演戏是因为我喜欢,我怎么,我不理会观众的。我深信我若用心演戏一定能感动观众。其实观众不会规限你的,是你自己规限自己。正如李小龙谈水,你把水倒进不同形状的器皿里它便有不同的形状,要是你老是把自己倒进同一形状的杯子里面,那便等于整天自限。”
    ——————限制自己的,永远是自己。
     

    张丹丹的话

  • 人们经常是不讲道理的、没有逻辑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不管怎样,你要原谅他们;

  • 即使你是友善的,人们可能还是会说你自私和动机不良,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友善;

  • 当你功成名就,你会有一些虚假的朋友和一些真实的敌人,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取得成功;

  • 即使你是诚实的和率直的,人们可能还是会欺骗你,不管怎样,你还是要诚实和率直;

  • 你多年来营造的东西,有人在一夜之间把它摧毁,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去营造;

  • 如果你找到了平静和幸福,他们可能会嫉妒你,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快乐;

  • 你今天做的善事,人们往往明天就会忘记,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做善事;

  • 即使把你最好的东西给了这个世界,也许这些东西永远都不够,不管怎样,请把你最好的东西给这个世界。

  • 朱学勤:激荡三十年

    晚饭给我推荐了朱学勤老师年前在广东的一次讲演,是讲改革开放的,题目很时新:激荡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真相。晓波同学不知道是不是要说他偷标题,呵呵。
    我很不关心政治,特别是政体事,一则听人说多骂多,实在是麻木了,二则骂多也无补于事,徒增烦恼,跟自己过不去。
     
    但怕晚饭同学来检查作业,我还是看了一下。没想到却看得哈哈大笑。这场讲演主要是他讲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其实是可分上下两场,“两平”各持一词的正反观点都有一点片面了。不管怎么说,正反都说说,永远是不会有错的,呵呵。所以,我觉得,他也是站在两平锋芒毕现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和互为补药吧。上下场分界点是在八九年,但每场开始之前都有三年的序幕或是徘徊。
    不愧是讲课的老师,他用了很多好玩的词句,来传播他的研究,让我这样的小学生看得也意致昂扬,而且一点也没有想跟着骂娘的意思。我们一起思考,一起行动,一起坚持,这就是中国人对于未来最好的期许。
     
    好玩的句子我摘了一点:
    1、老朗老朗啊(指郎咸平),你毕竟是从外面回来,不知道三十年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仅仅从三十年来官方的文件、三十年来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这些主流媒体的文字记录来判断三十年中国,你肯定就是找不准脉搏,因为三十年来中国基本的发展就是多干少说、只干不说、干了再说。
    2、第一场改革如果说有一个历史的天幕,历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隐隐约约来昭示人间中国这场改革的总背景的话,那一行字当然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正是因为文革天怨人怒,在党内的上层下层,从国内到海外,都有从文革到改革的呼声和动力。第一场改革恰恰是在解散文革这个大旗下召集起他的同盟军,记住我说的是解散文革——中国的文革是被解散,而不是被铲除的。改革在党内的开明取向的党员和党内外有强烈改革愿望的知识分子,还有社会底层,主要是农民,这三者当中结成了一个广泛的同盟。
    3、耀邦是火热的激情,耀邦的作用在哪里呢?他是一个有道德魅力、人格魅力的人,不要小看道德魅力、人格魅力,你想一想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个中国社会满目疮痍,主要是人的精神世界受到那么多挫折,党内那么多干部,包括老干部,从那么多整人的左倾运动中走出来,那么多人都整过人,也被人整过,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政治运动的阴霾,而唯独耀邦是一个异数,是一个罕见的政治人格,他就好象没有经历过这些运动,是一个透明的人格,满身阳光的人格,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就是一个“阳光青年”,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出现,起什么作用呢?其实他是把这个党、这个民族所剩无己的道德资源、道德剩余、道德残余凝聚起来,从文革走向改革,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社会凝聚不起来,这个党也凝聚不起来,他的火热般的激情是起这个作用,也是无法代替的。
    4、总的发展趋势是很明白的,摆脱计划经济,趋向于非计划经济的模式,但是非计划经济的模式是什么呢,党内是前后徘徊的,开始说是学匈牙利模式,后来说学新加坡模式,后来在党的文件里一步步靠近新经济模式,但是每一次靠近时,检索党的文件,今天我想起来都是绕来绕去的绕口令,开始是说“公有制前提下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后来又说是“政府制订计划、计划指导市场、市场影响企业”等等。有四个字是呼之不出、呼之欲出,这四个字大家今天都明白,就是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始终没有堂堂正正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里,这是第二个隐患。
    5、这两年(指邓92年复出后)相比前面的十一年,从某种意义来说,那是邓小平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有作为和为幸运的两年,为什么这么说?前面几起几落我们不说了,就说第一场改革虽然是他掌舵,但是他受多方面的力量牵制、拉扯,左的这一面是反对他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所谓右的一面,是要求他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十一年里,两种声音来回拉扯,两三年就有一个小事件,两三年就会有一个小风波,以至于八十年代大家都说是单年自由化、双年反自由化。阶段性的拉锯,没有一年平息过,而到了92年改革重新起步的时候,我们看到右的声音没有了,一巴掌打下去了,鸦雀无声。左的声音呢,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突然凋零了。
    6、 时间之窗给邓小平打开只有两年,他抓住了这个两年,南巡之路是邓晚年的“天鹅之舞”,从某种意义来说,真正的邓小平时代,好坏我们且不论,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执行他改革意图的时代,其实还不是第一阶段改革,是第二阶段改革,是他行将去世之前的两年,和去世之后出现的。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年代,是在他垂暮之年,甚至是没有邓小平的年月才真正降临的。
    7、无论是怎样的历史学家,都没有预见过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发生这样一件事,可谓奇观:一个是权,一个是钱,它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自有资本主义运动以来,包括英国工业革命在内,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动力,这两个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力量结合起来,在中国搞市场经济,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过的,资本主义所经之国没有一个国家发生两部发动机并成一个,成为一个大马力发动机,没有这样的事情。权、钱结合,在中国形成这一场市场经济的风暴,它造成的社会弊端,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它使中国付出怎样的社会代价,大家都可以看得见。
    8、大家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却又装作相信,而主流意识形态又装作人家都是相信我的,两边都在“装”,这是当下中国公信力丧失的根源。
    9、全世界都在谈中国,但是中国关于这一场崛起,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系统呢?世界上关于中国的变革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还有说中国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但是中国把自己这一场剧变说清楚了吗?中国失去了说清楚自己的能力。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中国人满身是嘴,反而说不清楚自己,你看滑稽不滑稽?
    10、形塑今日之中国者,第二阶段改革也,非第一阶段改革也。所以我同意为改革开放辩护,但有一个前提,要还原三十年中国的历史真相。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说服民众。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用第一阶段改革残留在民间的那个温馨的回忆,来粉饰、遮蔽第二阶段改革的弊端,那么完全可以预见,辩论进行下去,改革方将会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现在,争论不过出现一个短暂的休止符,到明年2008年,我相信关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何去何从、何利何弊,肯定会成为一个大热点。改革派要想在三十年的时候,还能够像此前一样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向老百姓说实话、说真话,在说实话、真话的前提下,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来,重建第一场改革那样的上下共识。
     
    我也很喜欢朱老师结尾时引用的温总理讲过的一句话:
    中国的前途在哪里?温家宝说,要问开化的大地,要问解冻的河流。大地和河流,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每一个人之间。
     

    鲁迅遗嘱(ZZ)

    1. 不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2. 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3. 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4. 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5. 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6. 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7. 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很有意思,犹以第七条,很不和谐。

    兰迪教授的最后一课

    开复网上最近推荐了一个演讲录像,是卡耐基梅隆的兰迪教授。人生的故事,总结下来总是很有意思,何况是一位搞幻想工程的风趣教授。
     
    视频展现了他的风采,不过看字幕也能了解大概。鉴于教授已经把该资源开放成公共资源,转一下应该也没关系。
     
    人生中遭遇的砖墙总有很多,由人组成的也有很多。关键是你对于梦想有多大的热望,总能以乐观来回报境遇。
    To be a helpful doctor.

    會吵的孩子,為何有糖吃?

    天下杂志总有很有意思的文章,这次是洪兰教授讲到的双重标准问题。理解反思这种现象,对管理和自我认知有很大帮助。
     
     
    洪蘭(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
    好學生表現得好不會被特別去獎勵,
      但是一個壞學生如果今天不鬧事,
      我們就會特別誇獎,
      我們的大腦為何會有雙重標準?

    一位國中老師跟我說,有一件事他想不通:在班上,如果一個好學生表現得好,我們不會特別去獎勵他,但是一個壞學生如果今天不打人、不鬧事,我們就會特別誇獎他,為什麼我們對壞孩子標準寬鬆,他們只要稍微乖一點,甚至不到好學生的十分之一,我們就獎勵他,這是不是雙重標準?這真是一個好問題。


    有一個孩子去向神父告解說他偷了東西,他問,「假如從現在起,我少偷一點,我還是個好孩子嗎?」神父說,「不會,偷一點跟偷很多,罪都是一樣,你一點都不能做。」孩子討價還價說,「我已經偷了很久,無法立刻停止,如果我只偷週末,不偷週日,我可以算是好孩子嗎?」神父說,「不行,你一定要完全停止,偷竊就是偷竊,你偷就會下地獄。」孩子聽了呆了半晌,自言自語說,「那麼,我爸爸也要下地獄了。」神父聽了很驚訝,說,「怎麼會呢?我認得你父親,他是一個非常有愛心的人,他開工廠,給人們工作的機會;他辦文化活動,給人們休閒的機會;他出錢蓋醫院,他甚至拿到環保獎章,因為他減少了八○%的環境污染,你父親是英雄,他會上天堂,你怎麼說他會下地獄呢?」


    孩子看著神父說,「我不了解,我如果偷少一點還是要下地獄,為什麼我父親少污染一點,他就是英雄呢?他還是在污染地球,不是嗎?」


    大腦害怕破壞平衡
    這真是很矛盾的事,我們的大腦偏向注意不好的事情,這是演化要我們未雨綢繆的緣故,人的前額葉只要環境有一點不對勁,就會發出「禍事了」的警訊,我們的扣帶迴就立刻集中注意力去看是什麼樣的禍事,趕快通知各相關部門預備反擊或逃命。


    因此,大腦對於正常的事常視而不見,把精力留起來處理異常的事,演化的結果使行為準則出現多重標準:打架或污染等壞事原是讓我們憂心的事,現在情況改善了,一項危機解除了,我們就感謝讓我們安心的人,因此,會吵的孩子有糖吃,因為大腦害怕破壞它平衡的人。


    雙重標準絕對是不對,無奈大腦是個妥協的懦夫。難怪我們對高風亮節的人特別敬重,因為他們能做到我們所做不到的。所以教育就是要使下一代的學生能突破大腦的妥協性,因為一個沒有公與義的社會是維持不久的

    谈论 宮崎清教授演講心得

      之前若邻沙龙上听到过“五山模式”,昨创意展上看到宫崎清教授引领的乡村复兴模式,跟五山有几分神似,很有意思。国内网上的资料不多,倒是台湾学生有写过几篇心得,转过来,分享一下。

    引用

    宮崎清教授演講心得

     

    一、工業化&都市崇拜:

            工業時代的人們視效率經濟為圭臬,那些向都離村活在當下的人們,鎮日消耗周遭資源以擷取最大利潤,但隨著時代推移,這些都市崇拜的信奉者卻不見真正的身心靈協調,一眛地重視效率而產生破壞環境和物質過剩的問題,更嚴重支配人們整個生活,活在這樣非人性空間下,人們也不堪地發出悲鳴聲,也促成許多人萌起重新審視和設計環境的念頭,看到許多單獨針對都市或鄉村規劃的主張,而宮崎清教授別具匠心地提出「進行都市和鄉村有機結合」的整合性概念,如果大方向以此為概念,那中間設計的概念又該涵蓋哪些因素呢?又該朝哪些方向呢?

     

    二、審視地域之華&Design

            提到鄉村印象,腦海裡旋即浮現的是金黃稻穗飽滿搖曳的田原風光,或是一排排簡陋樸實的民房,這樣的印象讓我們直覺地認為鄉村一無所有,日本人特信鄉村內的人事物皆有相關的神祉伴隨,產生「人神共居」的概念,促成日本設計師在設計環境時,能用敬畏環境的態度,來嚴格要求自己思索如何進行之,宮教授對於鄉村的探索態度,主張「再發現、再確認」,唯有當你真正的回歸土地,認真踏實地端詳土地上的一切事物,此時,才能真正的審視「地域之華」,讓一無所有中蘊含所有。

     

    三、有機結合&多元價值觀

    如要將城市和鄉村兩者的地域之華做充分的有機結合,區分兩者扮演的相對關係和融合多元的價值觀念是關鍵;在相對關係的部份,城市之於鄉村是消費與生產,地方鄉村不必刻意迎合都市人的生活,否則自身的特色或個性會消失,應是將平日的空間與生活充分發現,代表是「生產的文化」,具有「食糧供給」、「文化傳承」、「環境、景觀保全」的任務,若無地方鄉村這生產體系,都市的消費體系無法永續,兩體系可謂是「共生共死」;在融合多元的價值觀念部份,過去一元的效率至上信念已經被時間推移證明不能帶給人類真正的身心平衡,我們要接納的是多元的觀念,宮教授在這裡提出「絕對VS.相對」、「單眼VS.複眼」、「經濟VS.心」、「國家主導VS.地域與人主導」、「目標達成結果VS.目標達到的過程」、「工業產業VS.生態系」等觀念,值得我們十分省思,最後,在與會過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三個問題是分別是

    Where have we come from?」

    Where are we standing now?」

    Where are we going to?」

     

    而答案誠如宮教授所說

       「今天繼承了昨天,有今天才有明天。」

     

    格林斯潘谈中国股市获益(转自天下杂志)

    Q:大家也很關心中國大陸操作快速累積的財富的方式,是否會帶來新的風險,例如民間蜂擁投入股市、政府開始操作主權財富基金。你的觀察是甚麼?

    A:上海與深圳的股票市場的風險也非常高。上海與深圳的股票會一直漲,是因為上市企業的獲利成長,但是有相當部分的獲利成長,是企業購買股票、股票漲了、企業從股票賺了錢、獲利了結又成為企業的獲利,就是股市成長、企業購買股票獲利、又推升股價,相互連動、用錢賺錢的循環沒完沒了。

    但是不可能這樣繼續下去,到某個時點一定會掉下來,到時候就會對消費者需求有很大的影響,因為現在有相當的需求是股市帶動的。

    我不認為政府主權基金是個好的做法。政府很難操作基金投資,操作那樣的基金的風險,不適合政府承擔。

    例如中國政府投資美國的大型私募基金,賺很多錢的時候,沒有甚麼問題,如果股票市場下滑,怎麼辦?私人企業預測市場走勢是一回事,如果政府也預測市場走勢,就不一樣了。我不認為政府容許損失,任何政府都一樣。我認為富裕的中國商人可以這樣做,但是政府不應該這樣做。 

    重读高震东演讲

    高校长的演讲几年前就看到过,今天若邻又有朋友转了发出来,重读一篇没有好好分段的演讲稿,仍然感觉备受鼓舞。现在在讲师范生教育,其实就是要讲老师的敬业爱国精神,这也是每个人的责任。人生而都带着使命,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
    虽然台商作为老板口碑不佳,但在精神一脉,台湾有很好的承继。
     
    读完做的笔记,分享一下,也提醒一下自己:
    1.天下兴亡,我的责任
    2.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敬业精神
    4.咬牙切齿学好英文,打败列强,这是中国人的希望。
    5.越在黑暗中越做光明的事
    6.在国内他屁都不敢放一个,装得那么温顺,那么可爱,一离开中国就大放厥词,把中国骂得一文不值,这就是标准的汉奸王八蛋也!
     

    盖茨在哈佛毕业礼的演讲(200706)

    六月七日,比爾蓋茲的母校哈佛大學,授予三十年前中途輟學的比爾蓋茲,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並邀他在畢業典禮演講。

    和克林顿一样,他也在重新检视不公平的问题,以及精英应对不公平承担更多责任。「上天給得愈多、期望也就愈高。」今天聚在這裡的大家,無論在才識、背景、機會都是上上之選,因此世界對我們的期望,也非常的高。

     我以为功夫中一吼最精要概括:能量越大,责任越大。

     演讲全文如下:
    這句話我等了三十年才說:「老爸,跟你說我會回來拿到學位吧!」
    感謝哈佛頒發的榮譽學位,以往大家都稱我是「哈佛最成功的中輟生」,看來在我這級的學生裡我算混得不錯,但我仍是「壞影響」,所以哈佛只請我在畢業典禮演講,若在開學典禮演講,那你們中間很多人都畢不了業了。
    回想我在哈佛的日子很有趣,我常去旁聽沒學分的課,同學也常來我宿舍待到深夜,因為他們知道我早上不會早起。我也因此變成叛逆份子的領導,帶頭反對學校各種社交活動。
    在哈佛印象最深刻的日子,是一九七五年一月,我從宿舍打電話給剛發明世界第一台個人電腦的阿布給克公司(Albuquerque),想幫他們寫軟體。當時擔心他們知道我從學生宿舍裡打電話,而掛我電話,沒想到他們說:「我們還沒準備好,下個月再聯絡。」
    這也很好,因為我們軟體都還沒寫出來。從那一刻起,我日以繼夜地展開這個課外專案,結束了學院生涯,往未來的「微軟」開步走。
    但今天想來,離開哈佛,我還是有個很大的遺憾。
     
    遺憾沒學到世界不平等
    那就是離開哈佛時,我沒學到這個世界是那麼不平等:財富、健康、機會上巨大的不平等,迫使百萬人一輩子都活在絕望裡。
    我在哈佛的日子,學到了最新的政經理念、科學發明,但人類最偉大的進步,不在發現這些理念、發明,而在運用這些新發現去減少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
    無論是透過民主、公共教育、醫療體系,或提供經濟發展的機會,人類最高的成就應該是消弭彼此間的不平等。
    我離開哈佛時,也不知道有上百萬美國青年無法上大學,更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數百萬人長久生活在貧窮、疾病的威脅下。
    我花了幾十年,才學到這些。
    今天哈佛的畢業生就不一樣了,你們比我們早知道世界有多不平等。我希望你們仔細想想,如何運用快速發展的科技,消弭愈來愈嚴重的不平等。
     
    誰的命更值錢?
    假如,你每個月都有幾小時、幾塊錢可以捐獻,仔細想想哪裡、哪些人最需要你的時間、金錢?這是我跟我太太現在每天的挑戰,哪裡最需要我們的資源?
    過程中,我們讀到世界上還有數百萬兒童,每天死於我們以為已經從地球上消失的疫病:麻疹、肺結核、B型肝炎、黃熱症、瘧疾等。還有一種從沒聽過的傳染病:輪狀病毒兒童急性腹瀉(rotavirus),也每年讓五十萬兒童受感染死亡。
    更嚇人的是,這些每年危害數百萬兒童的傳染病,世界應該優先提供疫苗或治療才對,事實卻不然。儘管救命的疫苗,每劑才花不到一美元,但就是沒人給他們施打。
    人命的價值本該相同,但現實是:某些人的命比別人更值錢。我跟我太太可不同意,我們倆決定伸出援手。
    現實之所以嚴酷,是因為市場認為救這些孩子沒有價值,政府也就不補助。而這些孩子的父母在市場經濟中沒有決定權,在體系裡也是沒有聲音的一群。
    而你們跟我,是既有決定權、又有聲音的那群。
    我們可以推動更有創意的資本主義體系,讓窮人也受照顧,應開放市場力量,讓大家都可以賺到一些利潤、過上日子,不平等自然就會改善。也該對各國政府施壓,要求提供納稅人更好的服務。我們應該設計既可賺取利潤、又可贏得選票的機制,來解決貧窮的問題,並提出消弭不平等的永續機制。
    我很樂觀,但也有人認為希望渺茫:「不平等自古以來就存在,往後也是,因為大家根本不關心這個問題。」
    我完全不同意這種說法。
    我認為人類是很關懷彼此的。以往我們也許對身邊的人所遭遇的慘事不聞不問,那是因為我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而不是不關心。若是知道能做什麼,大家一定會行動的。
    行動的障礙不是缺少關懷,而是變革的路上充滿障礙。
    另外今天大家關心的是「新聞」,摔一架飛機死亡的人數,跟大規模死於貧病的人數無法相比,但貧病死亡不是新聞,所以就上不了頭條。即使面對現實,也會被複雜的解決方案嚇倒而卻步,因此需找出不浪費我們「關懷」的具體行動步驟。
    化繁為簡的行動步驟有四:決定目標、找出最有效的槓桿點、選擇理想的科技工具,同時聰明地運用手邊已有的工具(即使是最簡單的藥品、蚊帳等)。
     
    改善不平等四步驟
    愛滋病防治就是好例子。我們的終極目標是終結愛滋,但最有效的槓桿點是從預防著手,理想的科技工具是只注射一次就終身免疫的疫苗,因此政府、藥廠、基金會都贊助疫苗研究。但這需好幾十年,所以我們只好趕緊運用手上現有的工具:大量宣導人們避免從事高危險的行為。
    認清這個折衷目標後,又重新回到行動的四步驟原則,成功關鍵是不同的思考、執行,絕不能像上個世紀處理瘧疾、肺結核那樣半途而廢。
    最後一個步驟(確認問題且找出行動方案後)就是評估我們行動的效果,並分享成功、失敗的經驗。記得必須要有統計數字,告訴別人你給幾百萬兒童施打了疫苗後,減少疫病的死亡率多少。除了對行動計劃的改善有幫助,也會吸引更多企業、政府的贊助。
    數字之外,還要講述對人的真實影響,讓贊助者了解我們的行動除了救命之外,對家庭、社會的影響。
    幾年前,記得我在達弗市(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參加一個討論全球健康的論壇,現場冷清、無聊得我差點受不了。那之前,我剛參加過另個宣布微軟新產品的大會,場子裡大家又叫又跳,興奮得不得了。我很高興大家對軟體產品那麼熱衷,但為什麼人們對解救上兆、上億人生命的工作那麼冷淡?
    原因是你若不能讓大家看到、感覺到這個行動的效果、影響層面,就很難感動人。感動人是個很困難的工作。
    但我還是很樂觀。的確,不平等是個普世的困境,但我們身邊也有很多有用的新工具,讓我們的關懷不被浪費。生物科技、電腦、網際網路上不斷的創新,已經改寫了我們的新世紀,讓我們更有能力解決赤貧、疫病的世紀難題。
     
    世界對有權人的期望
    六十年前,馬歇爾也在哈佛畢業典禮上,宣布要對戰後的歐洲提供經濟援助,他說,「我們面對的問題真是無比艱鉅、複雜,媒體大量的新聞,更讓大眾看不清到底問題多嚴重,事實上問題大得無法清楚掌握。」
    三十年後,我從哈佛退學那年,新電腦的發明讓馬歇爾的世界可以用更小、更清楚、更無遠弗屆的方式掌握。廉價個人電腦連成的網路,讓更多人可以有效學習、溝通,並可透過這個網路集合眾人的創意、想法,共同解決問題。
    老師、同學們,我相信大家已經很努力在改善世界了,但我們可以做得更多,往後可以走得更遠,幫助更多沒聽過「哈佛」這個名字的人。
    我呼籲哈佛的知識界領導人們,未來在聘用新師資、拔選新教授、審核課程、給予學位時,都自問:我們偉大的心智是否可用來解決世界最大的問題?是否應鼓勵哈佛教職員參與改善世界的不平等?哈佛學生是否應關心世界貧窮、飢餓、清淨水源缺乏、小女孩不准上學、兒童死亡率等問題有多嚴重?
    全球最優越的一群人,是否該對世界最悲慘的那群人有更多了解?
    我母親對我上哈佛很驕傲,但她總逼我要為別人多想、多貢獻。我結婚幾天前,罹患末期癌症的她,公開念出一封寫給媳婦的信,信尾寫得是:「上天給得愈多、期望也就愈高。」
    今天聚在這裡的大家,無論在才識、背景、機會都是上上之選,因此世界對我們的期望,也非常的高。
    別被問題的複雜打敗,主動起而行動,這會是你生命中一次偉大的經驗。
    我也希望三十年後,你們回到哈佛來細數自己過去的歲月,屆時你們計較的不光是專業上的成就,而是為改善世界最深沈的不平等做了多少貢獻,你對地球另一端那群跟你毫無關係、沒有共通點的人,有什麼樣的對待。

    克林顿哈佛演讲:无可逃避该做之事

    受邀到美國最高學府哈佛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卻提醒:除了在意眼前的得失,更別忘了生命中另外九九.九%的意義……。
     
    演讲全文如下:
    最近各大學畢業典禮,愛請喜劇演員或談話節目主持人等流行人物演講,我大學畢業那年(一九六八),哈佛畢業典禮邀請的講者是金恩博士,典禮兩個月前他遇刺,他的夫人來代替他演講。此外也請泰瑞莎修女、及U2樂團的波諾做畢業典禮演講,這些人是人性光輝的正面表率,跟喜劇演員嘲諷式的嬉笑怒罵,有很大差別。
    金恩博士認為,人是存在於彼此互聯的共生體系中,因此他所做的事都是無可逃避的該做之事。
    另個偉人曼德拉,出身自南非的小部落,部落稱這無可逃避的互聯性為「吾幫圖」(ubuntu),意即「我因你存在」(I am because you are)。
    這股力量也是讓泰瑞莎修女遠從阿爾巴尼亞,到世界最窮困的加爾各達去服務窮人的緣起。它更讓搖滾樂舞台上的波諾,開始關心愛滋病童、及一輩子無力追尋夢想的窮人。

    攝影:美聯社提供

    這是個刺激有趣的年代。因為有那麼多不一樣的人生活在一起。環顧四周,我馬上感覺:這群人彼此間真是大不同啊。三十年前站在這裡演講的人,看到的差異性一定沒我多。
    然而,這也是讓人沮喪的年代:儘管機會無限,但彼此間的不平等差距卻愈來愈大。世界仍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每天只能花二美元過日子,有十億人每天連一美元都花不起。還有十億人每天帶著飢餓入睡、另十億人每天喝不上一口乾淨的水。
    全球每天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死於愛滋病、結核病、瘧疾,及不淨飲水傳染的疫病。
    儘管美國過去十年來,連續六年經濟成長,股市、企業獲利紛紛創下歷史新高,勞動生產力也大幅提高。但平均薪資卻遲滯不漲,且全職就業但收入低於貧窮線下的人數增加了四%;負擔不起健保的就業人口也增加四%。這真是「大不平等」的年代。
    大不平等的年代
    這更是個不確定、不安全的年代。恐怖主義盛行之外,還有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殺人無數的全球性傳染病盛行。但我想這種不安全感、不平等感,跟上個世紀比來,應該不算嚴重的。二十世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了一千兩百萬人,二次大戰又死了一千五至兩千萬,其中六百萬是猶太人。蘇聯革命的鬥爭犧牲二千萬人、柬普寨紅色革命屠殺另外二千萬人、中國文化大革命也有大規模的死亡。
    跟二十世紀比來,我們的下一代因政治迫害死亡的人數應該不會更多。但因今天人與人、國與國的距離比過去更緊密,無辜的人遭難的機率,比以往更高而已。
    身為哈佛畢業生,你們真是得天獨厚的一群,我希望你們都有金恩博士的夢想,擁抱曼德拉大和解的精神、支持波諾對窮人的關懷、追隨泰瑞莎修女深入民間的腳步。
    事實上今天想做公益比以往容易,因社會上有更多公益團體,每個人很容易就參與並貢獻己力,而且只要大家有心,就可以攜手改變世界。
    但我想提醒諸位,未來人類最大的挑戰,來自我們堅持人與人之間的不同,比共通的人性更重要,否則阻絕我們攜手共同解決人類共通的問題。
    巴菲特靠的是機運?
    我總統任期最後一年,投資最多的科學計劃是人類基因排序。結果發現人類三十億個基因庫中,類似性超過九九.九%。因此儘管你今天放眼有那麼不同的膚色、高度、廣度、裝扮,但我們之間的差異竟如此些微。
    驚人的是,我們每天還花九○%的時間,去想我們之間小於○.一%的差別?為什麼我們每天生命中最在乎的,就是談話節目裡名嘴們,針對我們彼此間這小小不同的淺薄報導?他們就是想把每個人釘在我們生命中最低潮的那一刻。
    別被枷鎖牽絆
    我試著把生命中的那些低潮放下,下個月要去非洲推廣愛滋病治療計劃,並給今年八十九歲的曼德拉慶生。想到自己跟他有九九.九%的相似,真有些汗顏。正因為我們太在乎彼此間的差異,才會忘了生命的意義而拚命追求權勢。
    一九六八年金恩博士受邀來此演講時,美國還深陷種族歧視。接下來十年是性別歧視、然後是同性戀歧視。我期待你們這班不被這些枷鎖牽掛。但這不容易,因我們很容易就以為:就是因為我們跟別人有那○.一%的差別,我們就值得比別人富裕、比別人幸福。
    要注意這個陷阱,連巴菲特都決定捐出他九九%的錢,因他認為自己賺的這些錢,靠得都是天時地利的機運(because where he was born and when he was born),是意外而已。而他所從事行業的報酬,又剛好比他同時期的老師、警員、護士、醫師這些照顧社會更多的人多。
    所以他決定把多賺的錢還給社會,即使剩下○.一%,也一輩子都花不完。他知道自己的成功得來不全靠自己的本事,而他對人性另外九九%的共通性讓他願意捐出所有。
    好好享受你們眼前所有的好運、你們與別人○.一%的差異;但別忘了,另外那九九%的共通性,才是生命中更重要的意義。

    巴菲特的接班人规则

    接班人

        依照计划,我打算雇用一位更年轻且有潜力管理大型投资组合的人(性别不拘),视状况需要,继任伯克希尔投资长的职务。
        伯克希尔已有三位杰出的候选人,将接替我担任执行长的职务。而且董事会也明确知道,要是我今晚就过世,该会由谁来接任。三位中无论是谁,都比我年轻很多。继任者的任期要长是很重要的一点。
        伯克希尔在投资方面人选的接班上,不算是准备充分。这有其历史因素:我曾考虑由芒格来继任,最近我属意辛普森来填补空缺。辛普森是位投资高手,在管理盖可公司的股票投资组合期间,创造了出色的长期绩效。但他仅比我小6岁,如果我的大限快到了,那么他可以风光表现的时间,可能也并不太长。
        十月的董事会上,我们形成共识为一接班人计划,芒格及辛普森将协助我共同执行。依照计划,我打算雇用一位更年轻且有潜力管理大型投资组合的人(性别不拘),视状况需要,继任伯克希尔投资长的职务。从投资绩效斐然的人才中,再找出聪明的人选并不困难。但是长期投资要想成功,即使有精明的头脑以及短期的优异绩效,还是有很遥远的距离。
        长期来说,市场将出现非比寻常甚至诡异的举动。只要犯了大错,过去无论多长期不断的成功纪录,都会被一笔抹煞。伯克希尔需要生来就能辨认及规避重大风险的人,甚至是有生以来、从未见识过的风险。而现行许多金融机构所普遍采用的规范,运用在投资策略上,都有一些特定及重大的危机潜伏其中。
        情绪的控制也很重要。独立思考、心智稳定以及对人性及组织行为的敏锐洞察力,这些都是想在长期投资上成功的要件。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我们要能确定最后所选择的人,即使在别处收入更优渥,也能坚持留在伯克希尔
        我们所需要的人才必定存在,只是可能比较难以辨认。1979年,伯瑞和我认定那个人就是辛普森。于是我们和他达成协议。辛普森大可以在几年前,因为更优厚的合约条件而离职,管理更大笔的资金。若只考虑钱,他早就离开伯克希尔了,但辛普森从未有过此念头。我们就是需要找到一位或两位更年轻的人,前提就是要具备辛普森的特质。
        好消息是:76岁的我,感觉自己状况极佳。而且根据所有衡量指标,我的健康程度都保持在优良的水平。对于一个常喝樱桃可乐及吃汉堡的家伙来说,实在是再神奇不过的事。

    盖茨在20070421博鳌论坛的演讲

      我很想就领导力、责任、创新和慈善的每个话题都与大家进行一次深入的探讨,但是我想还是先概述几句。

      中国这些年所发生的变化让人惊叹。对微软来说,我们从“做正确的事”开始创业,15年前,我们在中国建立了研发团队,这个团队不断扩展,直到去年我们成立了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由张亚勤博士来带领这个团队。对于我而言,中国目前发生的一切印证了我几年前对中国的认识。在这里拥有了不起的员工队伍,因此我们对中国有着很高的期望。聪明的人总是愿意与聪明的人共事,这样你可以从每天的研究工作中获益。人们常常能超越自己的工作极限,并不断有所突破。

      我认为,我们低估了今后10年人们对于软件的梦想。以前人们梦想过的语音识别技术,现在都实现了。人们还在思考着今后几年可能会出现的创新应用,而实现这些应用比我们原先所设想的要困难得多。人类智能的深邃和复杂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今后的十年将是我们解决其中一些最为困难的问题的攻坚阶段。与今天相比,计算技术将变得更加自然并无处不在。我们希望能够改变电视以及我们能够随身携带的设备,让它们也成为计算技术的一部分。教育是什么,医疗保健又是什么?我们要利用计算技术对它们加以变革,让它们更好地为公众服务。

      与世界上其他公司相比,我们投入的研发经费都要多许多。传统上,制药公司是研发的佼佼者,而现在我们在研发和创新上表现更出色。当我开始自己的事业时,IBM称得上是巨型公司。我时常思考,自己如何才能在IBM的世界里生存下去。后来,IBM成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后来IBM又决定弃我们而去,并开发出了一种称为OS2的东西,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它了。我们渐渐地长大。也许从员工人数上看我们还不能与IBM匹敌;他们比我们大四到五倍。但从影响力和利润上看,我们已经算上一个大公司了。这与我们如何组织企业结构是很有关系的。我们对未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乐观,这就是我们不断增加研发投入的原因。

      亚洲的发展未可限量。中国拥有许多杰出的工程技术人才,这是我们在中国确立长期研发投资计划的重要原因。亚勤的主要角色是将这些工程师们培养成精通技术的管理人才,让他们获得管理经验,并将各个方面的经验结合起来。今天上午,我在博鳌论坛上的演讲提到了我们将在北京中关村和上海紫竹科技园区投资建设研发园区。这些新园区建成后,总共能够容纳8000人一起工作。这不仅能够满足微软在中国研发的需要,还会有力地支持微软与客户、业界伙伴的共同创新。要开发软件产品,我们所需要的远远不止基础的工程技术。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同时也是复杂的系统工程。

    我很愿意与大家分享我们将如何用不同的方式开展创新工作,我对企业公民责任的看法,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向。我们的话题非常宽泛。

      当我还在你们的年龄时,对慈善事业并没有太多的思考。我只是知道有这么回事,因为我的家人曾经做过类似的工作。微软通过降低计算成本和捐赠软件等方式涉足慈善事业,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帮助残障人士使用计算机、对失去工作的人进行培训、让他们学会使用计算机。在中国和墨西哥等国家,我的基金会与微软携手,让每个图书馆都用上了计算机。看着技术如何让农村地区的生活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令我们备受鼓舞。尤其是智利和墨西哥,因为当地人还不算很富裕。我们帮助老人和年轻人使用计算机,让他们与自己的亲人保持联系,获得培训。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通过正确的方法引导,我们的努力就会让世界变得不同。

      从明年开始我将全力投入基金会的运作,为大众提供医疗服务和技术。我希望与其他同样有志于慈善事业的人协作,与他们畅谈所取得的成效以及其中的乐趣。我曾经关心财富的积累,但我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现在考虑的是回馈社会的责任,它不能用货币符号来度量,它同样需要如同诸位在商务经营中所表现出的全力以赴、创造力和创新性。也许大家认为这是常识,但事实未必如此。这个过程也将充满了乐趣。

      关于领导力

      总会有一些“这个国家善于什么,那个国家善于什么”的神秘说法,但我并不以为然。比如有一种说法是,日本并不善于开发创新性的软件,然而最有创意的游戏软件却是来自于日本。

      各国的经济发展的确处于不同的阶段,因而其获得风险投资以及推动创业的能力各有不同。的确,美国在这些方面早于其他国家,这是一项重大的优势。但对于医疗行业和技术行业,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点很重要。在英格兰,剑桥和微软的研究大楼是相互联通的,您不必从外面绕着走。

      我想,关于领导才能的最大问题在于你想领导一个多大的组织机构。如果你只想有一个中等大小的组织,那么只要一位对各个方面都了如指掌的人来当领导就可以,也许不需要什么流程、评估和考核等,一切企业家说了算。但是如果你想生产更多的产品,更大的组织规模以及更广泛的地理覆盖,那么作为领导,你就要改变做事的方法了。已经成长壮大的企业中,有90%已经超越了单一产品或只靠一位天才领导的阶段。当组织机构规模不断扩大时,最高领导的确无力再事必躬亲了,他需要找到一些关键性的人物并与他们合作,这才是让组织机构发展壮大的真谛所在。

      在IT领域,很少有人能把这件事情做好。IBM就是一个好的例子。虽然人们说IBM已经落后于时代,但IBM还是做了不少正确的事情。虽然我自己被大家看作一位领袖,但是过去20年间还是有许多关键性的人物对微软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才能。把这些人的才能和企业奠基人的创新性结合起来,这并不是稀松平常的事。我们看到戴尔公司,仍然依赖于它的奠基人;我们看到苹果公司的乔布斯走了又回来;此外还有甲骨文公司。当然有一些事情是我不方便评价的(听众的笑声),我在开玩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曾经有一家华人创建的具有传奇性的公司叫作王安电脑,它生产计算器和迷你电脑,这家公司后来彻底破产——这是个令人心惊肉跳的行当。

      所以我认为,领导艺术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如何把握组织机构的规模,以及从其他人的经验中学习如何发展壮大,它要求一名创业者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学习。我的朋友沃伦·巴菲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美国经营着一家大型保险/投资集团,他对一切都说“不”,他喜欢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除了阅读和思考外,什么都不做。所以我在考虑问题时,总是会想:“如果是沃伦,他会怎么说?”我并不总是说“不”,但我总会记住,控制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能太过忙碌,要有时间学习和思考。

      关于微软

      我想我不会坚持让我的孩子呆在这个行业里。现在很难说微软公司会延续多少代,你可以说只有一代,因为我们自己一辈子都呆在了这个公司里,你也可以说微软公司已经经历了好几代,因为我2000年离开了CEO的岗位,由史蒂夫·鲍尔默接任。你也可以从技术角度划分,比如从8进制计算、到MS DOS,以及互联网革命,我们也许经历过五次变革。每一次发生变革时,都会有公司声称自己抓住了机遇而微软没有。但实际上每一次我们都经受住了考验。

    我们已经证明自己能在风浪中生存。微软的看法就是软件非常重要,而且正变得越来越重要。现在还没有哪家公司能够解决诸如语音识别和机器翻译等最为困难的软件问题。我们对软件产品收费,例如Windows产品的价格大约是50美元。这样你才有能力在研发工作上投入数以亿计的资金。

      如果对今后三到五年做个预测,相对较为悲观的人反倒是我自己和史蒂夫·鲍尔默了。每一天我的直觉都在问自己:“微软是不是做错了什么?”甚至夜里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事情不断地变化,谁处于领先地位?谁又做了些什么?巴菲特说,如果你能告诉我,我会命丧何处,这也挺好,因为我就不到那里去。对于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你都要思考,它是否会是致命的一击。

      许多公司都做着很出色的工作,这对我们的工作大有裨益。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因为日本人在这个行业兴起。虽然这种认识不正确,但它的确很有帮助。正是因为这种谦逊让微软取得了成功,也让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发生了。现在中国也像当年日本一样,取得了经济和行业的繁荣。我们有最好的员工:我原先的工作将由克瑞格·蒙迪等人接替;雷·奥齐是我所知道的人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我的角色从来没有像他看起来那样重要。我仍将参与公司的运营决策,当公司需要作出重大决策时,我还将不遗余力。

      人们总会在短时间内自责,这是自然的事情。人们并不希望总是阅读给某人唱赞歌的报道,事物的发展总是跌宕起伏。1999年到2000年间互联网的确带来了挑战,有人认为我们无法在互联网领域竞争,有人认为我们将是行业领袖。你或者非常成功,或者极端愚蠢,但我们两者都是。从1981年到1996年,媒体对微软的态度很不错;但它们或许对我们太好了。我想说我们现在强大了许多,但仍然看到很多非常负面的报道。但是拥有杰出的同事和优秀的人才的确可以让情况变得不同。早年我有保罗·艾伦,现在有史蒂夫·鲍尔默和克瑞格·蒙迪,还有其他六七个人。早年的经历的确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人们也会对所发生的事做出人性化的反应。

      从经济学中我们了解到,任何引起人们强烈关注的行业都会产生过度投资。我们处于计算机产业,20世纪90年代这个行业里充斥着太多的企业和太多的资本。只要是流行的东西,就会有人投资。比如汽车行业,汽车业的巨头们都来到了中国,它们相互竞争,而且竞争非常激烈。但是只有一部分企业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经济学课堂上,老师会告诉你,利润并不是想当然的事,这千真万确。许多人认为销售就意味着利润,但这不是真的。利润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东西。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应当知道这两个概念是完全独立的。例如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很多人投资互联网但亏了钱。当时有不少人对市场想象得很美好,但实际上没有赢利。

      我们生意做得不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拥有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微软的成功秘诀就是高素质人才和低内耗。随着企业规模的壮大而仍能够保持,这一点的确是一项挑战。我们要尽力实现本土化,但是商业的共性也是普遍存在的。微软会尽力吸引更多本地人才,因为他们了解本地市场。我们会一直这样做。

      关于创新

      技术根本受益者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如果你们走进一家美国家俱商店,里面有一些非常价廉物美的产品,这是因为互联网将世界的资源统一起来。这样,你就成了互联网的受益者。2001年,经济学家们在评估互联网的效应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实际上互联网惠及了诸多行业。

      全世界最好的课件都出现在互联网上,可以在互联网上公开传播。现在你如果有了一台计算机,它的能力是很大的。所以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帮助消费者的。从行业的角度上看,品牌的价值有多大?让我们看看作为餐饮品牌的麦当劳和作为日用零售品牌的沃尔玛。人们往往赋予这些小商店以传奇的色彩,但实际上你从沃尔玛买到的东西是很值得,软件技术和互联网让沃尔玛集中了相关的资源。有了这样一间店,人们的购买能力和分销能力就会大得惊人。通过软件技术,我们帮助零售行业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我们在印度和中国进行这样的研究。在软件行业,有些研究的规模如此之大,期限如此之长,必须有一家大公司来从事他们,例如语音识别。微软拥有独特的能力和地位来开发一些产品,人们会说“看呐,多长时间没有这样的好产品了”。我想现在也不会有太多这样的公司。如果大家思考一下人工智能,能从事这种研究的企业一定要很大才行。而在软件行业,95%的企业都很小。

    关于慈善

      农村地区缺乏基础设施,这是个大问题。如果人们要探究为什么世界各地的医疗服务水平差别如此之大,交通状况是基本因素之一。所以这是个大问题。如果你没有道路,把你的产品运送到市场上、到学校去上学、获得医疗服务等,都变得十分困难。

      每个人都觉得中国已经修筑了不少道路,但农村地区还差得很远。很不幸的是,技术并不能降低修建这些基础设施所需要的花销。但是,技术能够帮助募集资金,用于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在转变基础设施方面没有什么神奇的方法。我的基金会对中国和非洲农业专业技术的发展特别感兴趣,我们还想把更多非洲人送到中国接受培训。如果你们得到了一些粮食,是用它来养牛获得牛肉和牛奶呢,还是把它出口到其他地区?我们可以帮助作出这种类型的决策。如果农作物出现问题,我们可以对农作物拍照片,然后通过远程诊断系统,请专家看看这些照片,然后说出问题的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学习到一些专业知识,比如为什么我的牛会产奶?当然这个领域里我是一窍不通的。

      在我从事慈善工作之前,我也很担心这个问题。我个人的财富与政府预算相比是九牛一毛,如果大家想一想每年中国的教育经费,或者卫生经费就知道。有许多种方法来解决这问题。比如说疟疾疫苗,我们知道如果政府不去开发相关的药品,而盈利性企业也不为花不起钱的人开发这些药品,每年就会有100万人死于这种疾病。如果我们发现有些事情没人去做,而我们有能力找到最好的人才,即使我们失败了,还会接着尝试,因为我们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

      我们关注的另一个领域是人们生活的社区,我们挑选社区中的学校和医疗中心给予帮助。选定一些地区,并坚持努力,直至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帮助穷人是更困难的事业,但也是我的信仰所在。如果你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模式,并获得政府机构的认可和采纳,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无论是开发技术还是培训人才。中国了不起的地方之一,就是可以在全国迅速推广新技术。我们即将向7个地区提供600万美元的艾滋病赠款,中国政府已经批准我们这样做。这样就能保证钱用在了正确的地方。投身慈善事业之后,我发现用好善款比我之前想象的要容易得多。